程朱理学传入日本与林罗山的儒家神道观

以程朱理学为主的中国儒家思想，自13世纪初传入日本后，不仅影响了日本的思想界，而且也为日本近世出现的神道理论的儒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其中，儒学家林罗山所创立的神道理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比较深。林罗山在反佛、排佛和神佛混杂的同时，提出了“神道即是理”、“王道、神道理一”、“神道、人道一理”和“儒家之中兼有神道”的思想。运用程朱理学对传统神道理论进行了新的诠释。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本体论议题的承续与开新

王船山以张载为宗师,"希横渠之正学",其哲学思想是张载哲学思想的延续与价值开新。以"太虚即气"为议题,由张载之"太虚即气"到船山之"太虚一实",由张载之"气化"到船山"气之化也",彰显出船山哲学本体论对张载哲学本体论的承续。由船山气之化的差异性导致宇宙万物的层级性,彰显出船山对张载之超越。     

韩邦奇的学术历程及其关学归宿

韩邦奇一生勤于著述,学问淹博,尤精于《易》《书》音律。其早年大略以程朱理学为源,发明《尚书》《周易》之义;中年则以张载《正蒙》为依,穷极"天人""性道"之理;晚年则重学问之相互贯通,修身之平易切实。其思想学风远承张载,宗源关学,堪为明代关学干城。     

清初学者王源的经世思想及其学术命运

作为遗民子弟,清初学者王源早年受父亲和师友的影响,推崇忠孝,尊王而斥程朱;在结识李塨、颜元后,治学开始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束缚,从制度层面探讨治国经世的方略。然而终其一生,困顿潦倒,所学无用武之地。其学术思想反映了清初经世致用学试图摆脱程朱、陆王相争的趋势,而未见其用的学术命运则凸显了颜李学术在清初学术重建中的困境。     

理学、心(理)学与物(理)学——以贺麟的新心学为起点的中西体系哲学比较研究

古代中国的宋明理学三种形态和现代西方的欧陆“理学”各个流派代表了不同形式的体系哲学。前者围绕理、心、气三个本体概念，后者围绕神、心、物三个本体范畴进行体系建构，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出了理学、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的静态的逻辑秩序。贺麟先生通过“以中释西，以西释中”的方法展开的中西哲学研究，他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可以溯源至宋明理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的新心学，为在两类体系哲学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诸多有益的资源和启示。我们进而可以勾勒出理学、心(理)学和物(理)学在欧陆现当代哲学中的逻辑演进，籍此理解体系哲学在西方是如何逐步走向解体的。     

王学的罅漏和刘宗周对王学的补救

阳明心学是在程朱理学不足以羁络人心的情势下建立的。王阳明认为,程朱理学所以不能羁络人心,在于朱学以为心仅仅具有明觉的功能,在格得天地万物之理之后,才与天理合一。这种观点不但把心看得虚了,而且也容易使学者游心于外物,使心为物累。针对朱学的这一弊端,他重新提出“心即理”的命题。王阳明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惟明觉,而且天理充盈,因此无须通过朱熹所谓的“即物穷理”,待格得天理之后,才能达到与天理的合一。但是王阳明“心即理”这一基本命题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罅漏。“心即理”中的心,指主体意识;理,或天理,则是封建社会道德准则的异化,亦即封建纲常的异化。封建社会道德准则是该社会全体成员的意志通过复杂的合成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意志的体现,因此封建社会的     

庄子“天人观”刍议

<庄子>的天人观和道物观紧密联系,并贯穿其思想的始终.在<庄子>中,天人关系是道物关系的现实化与具体化,是批判文明的重要出发点.道物关系及道物演化史是天人关系的自然基础.天人关系史就是以道物关系史为基础的文明发展史.庄子认为,文明史就是从天人合一到天人相分,再到天人和合的圆环之路.文明要良性发展就必须与自然化通有无、和谐共存.文明的终极追求应当重视人之生存的本真向度,注视天人之际的神性之维,从而达到人文与自然回环互动的理想生态.     

王阳明先世与后裔考略

王阳明(守仁)作为宋明理学的大师,敢冒“天下之讥”,一洗曾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陆九渊“无实之诬”,改变“是朱非陆”之“论定”,以使“于今且四百年,莫有为之一洗者”的陆学,恢复其“圣贤之学”的地位,(《答徐成〈壬午〉》,《王文成公全书》〈以下简称《全书》〉卷21)创立有别于“程朱道学”的“陆王心学”。王学,虽时褒时贬,但曾一度流行全国,不时激起思想界的层层波澜,播扬海外,则愈见真灼,因之名闻遐迩。本文试撮聚史志文献记载和民间的代代传闻,对王阳明的先世和后裔,略作考证,以供研究者参考。     

戴震反理学的“实学”方法论与其“权”论取向

戴震是清代批判程朱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始终以解构和批判程朱理学为基本取向和最终旨归.戴震通过对文辞的训诂考据、历史事实的勾稽、社会实践批判之“实学化”的方法择向,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解构和抨击.《孟子字义疏证》末尾处“权”论的展开,乃是其反理学“实学”方法论的必然走向.这一过程,也反映了戴震重视知行的“智识”主义和行为主义思想特质.     

确立天本体——孔子·孟子·程颐·朱熹

<正> “理学”前锋程颐(伊川),“心学”殿军刘宗周曾简赅地点出宋明“理学”和“心学”的根本矛盾。程颐说:“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①;刘宗周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②。“本天”还是“本心”,亦即认取客观外在的“天”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还是认取主观内在的“心”为最高道德形上本体,构成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截然相反的道德本体论。这一矛盾的形成源远流长,与儒的内圣之学共始终。本文拟探讨:从孔孟到程朱,怎样最后确立了一个客观形上的道德天本体。     

论苏轼词的艺术直觉

苏轼词在词史上的开拓性,历来评论甚多。我们从创作心理学角度来考察这一问题,发现艺术直觉对苏轼词在词坛上的开拓、创新,有着重大意义。苏轼对于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常常强调创作应按心理活动自然发展而发展。他谈到作文时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把作文比之山川的云雾、草木的华实,实则强调创作的自发性,强调作者与文章真实的统一。苏轼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     

王宏撰理学思想初探

以王宏撰两次理学答论为主要线索，以理学范畴的逻辑先后为次序，分别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王宏撰理学思想之真趣。王宏撰理学之本体论属理本论。就理气关系而言，他认为“理气本一”，反对“理能生气”说。工夫论方面，着重探讨了王宏撰的“格物”论。其“格物”坚持朱子“即物穷理”说，反对“格去物欲”说。王宏撰是明代关学学人中既坚持朱子而又修正朱子的学者之一。     

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

有别于以“理”为宇宙本体的理学和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湖湘学派提出了以“性”为本的哲学体系。“性”具万理,与“太极”名虽相异,实指相同。形上与形下是一体不分的,形上之道只能从形下之器中探寻,湖湘学派形成了“道不离形”“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哲学思想,并被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船山将湖湘哲学的“道不离形”发展为“道不离器”“天下唯器”,否定了脱离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而存在的先验之道。建立在“道不离形”基础上的湖湘学派实践观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即“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圣门实学,循循有序”“当以实事自律”,船山的实践观在这些方面皆有继承和创获。通过对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湖湘学派的实学特色及其思想承继。     

论宋应星科学思想的特色

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科学哲学思想方面亦有重要成就。他的贡献在于扶正了被程朱所颠倒的“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沿着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的思路,把“理”还原为气化的条理和规律,主张在观察气化过程时,“穷其理”,把握“形气生化之理”,并从科学方面,对“形气生化之理”作了有益的探讨。     

熊十力对船山乾坤并建说的异议——兼论“后新儒学”对现代新儒学的批评

乾坤并建说是船山易学的大宗。熊十力肯定船山的易学思想颇多精义,但对作为易学纲宗的乾坤并建说,却批评其有二元论之失,并且分析了造成此失误的原因,即船山未能体悟孔子体用不二之旨。熊十力误解船山乾坤并建说为二元论,源于他对"体"、"太极"、"并建"的理解都不同于船山,体现了他的心学立场。熊十力的这一看法在现代新儒家中很有代表性,其弟子牟宗三、唐君毅等都承继师说,基本立场未脱于此。直至曾昭旭、林安梧,始肯定船山乾坤并建说,并以为此说能为牟宗三之后的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能的发展路向。     

陈确与张履祥《大学》真伪论辩之辨析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陈确著有<大学辨>,并与同门张履祥就<大学>真伪论辩多年.探析他们论辩的具体过程及其学术趋向与观点差异,可以看出二人在清初学术转型之中,出于对师说的不同理解而产生了学术分歧.陈确趋向于陆王心学而其<大学辨>以考证方法解决义理问题,体现了清初学术由理学到朴学的转型;张履祥趋向于程朱理学而以躬行践履著称,其尊朱黜王思想对康熙朝理学有较大的影响.     

知行之间:程朱理学悲剧命运的个案透视

知行观是中国古典哲学认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程朱理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程朱知行观的主要思想是知难行易、知先行后 ,与传统的知易行难观形成鲜明对比。但程朱的知行观在历史上并没有市场 ,与整个民族的实践理性传统及传统的知识价值观相左 ,是其根本原因。程朱知行观的后继乏人是其整个理学悲剧命运的缩影 ,同时也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命运有启示作用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     

马致远的杂剧

1954年,本文作者徐朔方先生在《新建设》发表了一篇《马致远的杂剧》,强调了剧作家思想的积极一面,而忽视了世代累积型的戏曲传统。时隔四十年,重理旧文,结论更为公允执中。作者认为;马致远的创作多半是改编,因此不能凭一本杂剧的内容来确定他的思想;但他又确有知识分子的悲愤之情,至于《汉宫秋》,更是历代艺人有意无意借史抒情的延伸。     

董仲舒求雨止雨祝辞中“情”与“理”的张力分析

董仲舒请雨、止雨祝辞中既强调天道阴阳原理，又渗透着人之为人的性情、意志与精神，从中可以揭示出天人互动的内在机制。董仲舒要求“择巫之洁清辩言利辞者以为祝”,以虔诚、恭敬之心去感化天。《请雨祝》《止雨祝》超越了商汤祷辞中鬼神崇拜与血腥残忍的蒙昧面向，以“开阴闭阳”“开阳而闭阴”的天人感应原理来实施求雨、止雨之术，更趋于理性化和人文化。“以身度天”是人通达天的独特体认方法，人们以人之本能欲求与情绪好恶去揣度天，人喜爱美食好酒，天、神也应如此，故祝辞中强调敬进“清酒”“膊脯”“肥牲”的人间上等食物，使用叹词来引发天与人的情感共鸣，以劝诱上天达成人们的祈愿。《止雨祝》严正强调“无使阴灭阳”,阳尊于阴，阴不可凌阳，借此以申明天意，表达人对天的绝对遵从与崇高敬意。人与神灵沟通的动力源于其对天道的理性认识与坚定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