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投降主义的三部曲——评《水浒》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学习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再认真读一下《水浒》,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部曾经被人称颂为“农民起义的教科书”的小说,虽然以农民起义为题材,但它却从根本上歪曲了农民革命。它通过大量情节,拼命鼓吹造反“有罪”,投降“有理”,反革命“有功”。它决不是什么“农民革命的史诗”,而是歌颂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水浒传》中的“造反有理”及其社会危害性

《水浒传》中存在大量有关"造反有理"的描写,因而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它看作一本鼓动造反的小说。实际上,作为一部为"造反者"树碑立传的文学巨著,《水浒传》留给后人的警示是发人深省的。"造反有理"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混淆人们的思想意识、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经济发展以及妨碍社会进步等四个方面。     

談“連動式”

連动式也是祖国語言的特色之一,它可以表示祖國語言的簡練與灵活。近来講語法的大都能認識到這個特色,在語法書裏大都講到它,並想給予它一個它所应得的地位,其中讲得較为謹嚴的要算吕叔湘先生覀冋庋Y便以吕先生的‘語法修辭講話’(與朱德熙先生合著)及‘語法學習’为依據來談連动式,重点是結合怎樣講授吕先生的連动式來说明吕先生的連动式的特點。一連動式與動詞講授呂先生的連動式,首先应當注意到吕先生對動詞性格的認識。‘語法修辭講話’第一講(一一頁)講‘副動詞’時说: ‘把’‘被’‘從’‘對於’等,不能做謂語裏的主要成分,我們就管它叫副動詞。‘在’‘往’‘向’‘到’等,能做謂語裏的主要成分,但是经常做次要成分;當它這樣用的時候,我們也管它叫副動詞。至於一般動詞臨時用做次要成分的時候,就不必歸入副動詞。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

中国古代农民起义都由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所激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前,封建租佃关系是当时生产关系的必然选择,只要统治者能善待农民,农民不会造反.对封建统治者武力镇压农民应予斥责;但其实行恤民安民的招安政策,能缓和阶级矛盾和维持生产秩序,应予肯定.农民战争结束后,社会残破.新王朝的统治者因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被迫采取"以民为本"的治国方针,轻徭薄赋,宽政弛刑,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这也正是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反映.     

秦末农民革命的历史不容篡改——驳罗思鼎关于秦末农民起义问题的几个反动谬论

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恩格斯:《爱尔兰史的片断》’“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罗思鼎,为了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在伪造历史方面,创造了惊人的纪录。自命为史学界“权威’的罗思鼎在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肆无忌惮地歪曲农民起义的原因,篡改农民起义的性质,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把秦末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糟踏的不成样子。我们必须进行驳斥。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也谈义和团镇压白莲教

方诗铭先生在他的《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一文中,把义和团对白莲教的镇压当做其论据之一,认为“义和团在行动上,也公开与白莲教为敌”.笔者对此看法持异议.众所周知,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秘密宗教,从元末到明末,不止一次地组织过农民起义.所以,早在顺治十三年就曾下令禁止“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劳乃宣的《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则更是把白莲教视为洪水猛兽.这样,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后,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白莲教便成了一切“邪教”的代名词.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     

评刘节先生的以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

刘节先生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上的重要的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已經引起了国內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和討論。刘节先生的主要論点是:“孔子发现‘仁’,好象牛頓发现万有引力一样。万有引力只能也用公式表示的抽象定律,只可以从各种不同的事实中表现出来。‘仁’呢,也是从‘自古及今’,人类社会上各种具体事件中归納出来的抽象名詞。”“当时用孝、悌、忠、恕說‘仁’,我們现在就要用阶級友爱等等方面說‘仁’,其为‘仁’一也。”如果用馬克思主义的阶級斗爭     

话说“招安”（上）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一贯把“招安”作为批评对象,用极端的语言丑诋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从这种逻辑来看,一旦造反以后只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推翻了统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农民起义),起义者都做文臣武将;一是做烈士(这是被现代史学家认为最光荣的前途)。为什么这些造反者就不能与统治者达成妥协而回家重新当老百姓或被当招募当兵为官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古人的这个选择呢?     

史学的诗性与客观性

一、诗的转向 中国的历史学家大都瞧不起文学家。文学家对史学家呢,当然也有不满,甚至鄙夷。但他们在表示这种不满和鄙夷时,总使人感到有些两腿发软,不那么理直气壮。这或许不失为学术界中的一个有趣现象。 西方的历史学家是否有如此“好运气”,我不敢妄测。不过,据我所知,西方有不少人文学者经常对历史学“造反”。例如,1969年,美国历史学会主席C·Vann·Woodward作过一个演讲,题为《历史的未来》,就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绝妙的现当代西方文人对史学的造反图。 其实,这种“造反”并不使人奇怪,它不过是西方整个“文化造反”的一小部分而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哲学"终结论"者——与游兆和先生商榷

游兆和先生在《学术研究》2007第8期上发表了《哲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一文,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哲学终结’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实证科学思潮的兴起与德国古典思辨哲学的终结,由此‘哲学终结’也就具有‘思辨哲学’与‘全部哲学’终结的双重含义,而‘哲学’最终将‘消失’在‘实证科学’之中";"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逻辑学’,但二者也终将""完结",并认为"断言马克思不是‘哲学终结论者’缺乏历史与逻辑根据"。但是,马克思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含义在于超越"思辨哲学",而没有否定"全部哲学";马克思的"实证科学"概念只是处于哲学与科学意义张力中的一个含糊的名称,不能断言马克思"随着这种‘历史科学’的诞生,‘哲学’或任何‘历史哲学’也就成为‘多余的’";马克思在终结"思辨哲学"之后拯救出积极世界观,实现了哲学变革并开辟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解放学说。     

关于《五千年还是一万年》的一些疑问

本文对史式先生在《五千年还是一万年》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就中国上古史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牛若丸”的语源

编辑同志: 无意翻得贵刊七九年第三期即加陵先生《日本人姓名的历史、特征及动向》一文,读后颇有所得。但文中“…象‘牛若丸’这个名字、本来是京都一个叫‘牛若丸’的小个子把五条桥外号‘拦路虎’的坏人大个子打败了,所以过去有人给男孩起名叫‘牛若丸’表示勇敢,但至今天,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

朱元璋是元朝末年一支反元武装力量的首领,最后成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对朱元璋如何评价,历来争论纷纭。近年来,有人认为,“朱元璋原是一位佃农出身的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后来蜕变成封建皇帝”;也有人认为,“朱元璋一生而三任,先是贫苦农民,再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最后是封建皇帝”;又有人认为,“朱元璋的一生有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农民革命阶段和向封建转化后封建帝王阶段’”;而吴晗同志早就认定朱元璋“最后背叛了农民革命”。上述种种议论,虽有些微分歧,但总的都认为朱元璋是一个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化为封建皇帝的典型人物。尽管也有人提出朱元璋领导的是封建统一战争,“朱元璋实际上充当了农民战争的‘遗嘱执行人’的角色”,结论为:“他对农民的起义斗争并没有作出什么象样的贡献”,但是,仍然把朱元璋与元末农民大起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于朱元璋是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论断。我们认为,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根据历史事实,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根本不存在什么“转化”、“蜕变”或“背叛”的问题;如果说他“背叛”,也只能说他背叛了农民出身的本阶级,而不是背叛了农民革命。     

关于领导干部人格的若干问题

要完成跨世纪发展的任务,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机遇,各级领导干部在不断提高自己的过程中,养成高尚的人格,对于完成肩负的历史重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就人格的涵义,领导干部人格的特点以及如何养成高尚的人格,提出浅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一)人格及其在不同制度下的特质。什么是人格?根据张岱年先生考证,“‘人格’这个词是近代才有的,它是日本学者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古代中国没有‘人格’这个词,但有‘人品’、‘为人’、‘品格’这些词。”①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人格思想,但也很少见到他们对这些词作出明确的规定,所见到的是他们对人格…     

《水浒》的忠义观

在今天,讴歌农民起义,高呼“造反有理”,自然是很方便的事情。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充分说明了革命的必然性和正义性。我们又已经掌了权。但是,在封建社会,在《水浒》故事从民间流传到创作成书的年代里,造反却是“大逆不道”,饶不得的滔天大罪。不仅要杀头、抄家、诛连,而且即使终于“改邪归正”投降了,史书上仍然写成“盗寇”、“盗贼”之类贬称,以示儆戒。在那时,一般群众的眼里心中,“强盗”也至少不是可爱的。因此,在说书中,在出版物中,把“强盗”写成英雄豪杰,让读者听得下去,让统治者通得过去,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有站得住的理论,一种把造反说得并不那么可怕甚至还十分值得同情的理论,用这种理论来贯串全书,使这本小说站得住脚。这种理论,在《水浒》里,概括成两个字,那就是;“忠义”。     

理性的迷失——“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有理”的心理分析

在＂文革＂中,红卫兵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迷失了理性的群体。他们＂造反有理＂行为的背后,有他们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心理素质。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西方俄底浦斯情结两个维度来分析红卫兵的造反行为。     

“一二·九”运动与当代青年

“一二九”运动距今整整四十八周年了。这一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①“‘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和它所走过的道路是我们应该学习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