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美苏三国四方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围绕着中国局势的发展,在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微妙的互动制约关系,四方之间关系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演变。关苏从战时的同盟开始走向战后的对抗,国共从战时的合作走向战后的内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形势的发展由于各种因素交织的影响,成为塑造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的关键性因素。     

罗斯福总统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政策构想阐析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重大转折之际,罗斯福总统为实现美国的战后远东政治蓝图,提出了解决国共矛盾,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国共联合政府政策构想。由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以及中国各方面现实因素的干扰,这一政策构想最终幻灭,中国陷入了内战分裂的局面。     

新时期国共战争小说简论

国共战争小说是当代战争小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国共战争小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新时期以来 ,国共战争小说开始出现历史性的突破 ,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即对宏大历史的重构 ,战争生活本色与原色的再现 ,对历史的永恒与超越的自觉追寻 ,以及向战后对峙的转移。现状及其思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重庆谈判的缘起

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关于远东问题秘密协定的延伸,标志着美苏大国的力量卷入了战后中国的政治发展之中,国共重庆谈判则成为美苏大国力量在中国的政治折射.毛泽东亲赴重庆既体现出战后美苏力量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出了毛泽东对这种支配的抵制.     

战后初期美国推动西欧联合政策的形成

西欧联合是战后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的发展对于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西欧联合只是在战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才开始真正起步、并取得一定成果.作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美国,一开始便与西欧联合运动结下不解之缘,它赞同和支持西欧联合的政策对战后西欧联合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国共内战时期（1946—1949年）流亡学生问题略论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后,国统区大中学生再次逃亡至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形成了著名的东北流亡学生、豫鲁流亡学生群体。考察流亡学生产生的大致脉络、国民政府对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及其成效等问题,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从侧面了解战后国民政府试图争取人心归附的动机,展现流亡学生因＂政治＂纷争导致四处逃亡的命运。     

“反封建压迫”：国共反缠足观念的合离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随着对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反对妇女受封建压迫的思路逐渐渗透到反缠足运动中.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都倡言此说.妇女缠足是受到男人、封建制度、礼教等的压迫这一说法开始风行.国共关系破裂后,这一观念在国民党的反缠足观念中逐渐淡出,而共产党则在反缠足运动中继续扛起反封建压迫的旗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国际视野下的国共关系:从延安观察组到政治协商会议———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摘要】 二战后期继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之后,同盟国着手进行战后秩序安排。在此全球背景之下,国共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政府较以往更加积极地介入国共谈判,调解冲突。本文试图从国际的视角审视并还原这段历史,深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重新梳理1944年7月美国观察组进驻延安到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的国共关系,着重探讨美国政府在调停国共关系中的作为。从而全面揭示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进行战后秩序安排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这些作为对中国国民党及其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近代历史产生的重要影响。?更多还原     

抗战后民主教授群研究

在战后的国共斗争格局中,＂中间派＂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同情、支持共产党革命的进步教授们积极活跃在民主运动中,通过各种联络方式聚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个民主教授群体,并通过公共交往和私下往来,不断影响着周边的知识分子,从而逐渐在知识界生成了一种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气候＂,有力推动了民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     

明后期政界之纷争──兼论东林学派政争之非直接介入

明末政争是在众多复杂的以地域或师徒关系为纽结形成的政治集团间展开，而非以某两个固定集团为凝定的分野所进行的持久的政治交量。东林党非是以东林学派人物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而是一个涵盖极为广泛的政治概念，是作为“君子”派的对立派人物为打击对方而强加与之的。东林学派人物在学派未形成之先实直接参与了政争，而此时既未有东林学派这一学术团体，也未有“东林党”这一概念称谓。及至这一名目出现，直接参与政争者又非东林学派人士矣；此时东林学派人士的政争参与只是采取舆论影响的间接形式。     

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农民运动战略初探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共同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这场运动表面上是彻头彻尾地为中共所＂包办＂,但中共却不能左右它的全过程。事实上,这场运动的起与落很大程度上都受制于当时居于执政党地位的国民党的态度,而不是中共。故笔者以为要理清这场运动迅速勃兴与凋零的前前后后,不仅要对中共的农民运动战略的形成和实际运作情形进行客观考察,更要从国民党方面加以研究突破。只有对国共两方面的情况都有了准确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论文拟对国民党农民运动战略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的作一初探,以抛砖引玉,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论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政治基础,双方口头上都宣称为三民主义奋斗,但从理论和实践上都不存在三民主义这个思想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团结一心、血战到底的坚实思想基础和强大精神支柱,也是国共合作的思想基础。     

七大联合政府主张的确证

联合政府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共两党谈判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共七大的一个政治主张。中共七大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既不是参加政府,也不是推翻政府,而是要通过改组后的联合政府实现各党派合作建国的愿望,使中国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浅析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中的作用

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局部抗战,推动了民众救亡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为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准备了群众基础;同时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率先联共抗日,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给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芦沟桥事变后,地方实力派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敦促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对全面抗战的开始发挥了直接影响。     

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哲学行动逻辑的转换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择斗争哲学作为自己的行动逻辑,不仅是由于受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者崇尚斗争哲学的理论影响,也是在实践中克服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消极影响和改善革命行动效率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未能将斗争哲学转换为和谐哲学,与未能成功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和对矛盾斗争性的地位与作用的误读有关。邓小平强调安定团结与反对"大民主"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行动逻辑上从斗争哲学向和谐哲学过渡的关键性环节。倡导和谐哲学,是中国共产党对政府公共职能问题与执政党群众基础问题进行科学认识的必然结果。和谐哲学体现了一个成熟的执政党的思维。     

论40年代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关系

20世纪40年代的两次宪政运动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密切联系,其发展大致可以经历三个阶段:1."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2.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兴起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而运动的失败又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进一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改组后的民盟全力投入到宪政运动中,但最终与宪政运动一起受挫。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的发展有如下启示:1.两次宪政运动与民盟是交织互动的;2.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说明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3.民盟与宪政运动的发展命运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宪政与政党关系的一个悖论。     

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矛盾因素新论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国民党之于合作是出于内外交困的逆境，中国共产党之于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苏俄之于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这一系列矛盾因素的彼此互动，终于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苏俄与20年代国民党的派别分化

自从寻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认受挫而将注意力转向南方,苏俄便开始关注和引导国民党内的派别分化,以支持国民党抗衡北京政府,完成其在华战略布局。其具体做法是提出对国民党内派别的政治划分,并加强其左转倾向。作为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同英美式制度,但出于寻求俄援的现实需要,又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亲俄言论。在内部关系上,孙中山尽力维持了国民党内的力量平衡。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急剧“左”转,这本是苏俄所期望的,但“右派”也因孙去世而无所顾忌,国民党终至走向不利于“左派”的分裂。     

民盟的两次分裂及其政治取向的演变

长期以来学界在分析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形成原因时,往往只看到了国民党的迫害使得民盟被迫放弃中间路线,而忽视了民盟内部的斗争和两次分裂使得其政治立场不断地左倾。本文试图通过对民盟内部斗争和分裂的分析,揭示民盟在政治立场上向中共靠拢,并最终接受了中共领导的主观方面因素,并认为民盟在多党合作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与它自己的功绩和影响相对应的。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下,国共两党求大同,存小异,以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策略性,以<八一宣言>为标志,几经努力直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国共合作才得以最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开创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新局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