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乾隆平定金川之影响

乾隆平定大、小金川是清朝中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族事件 ,它直接反映了清代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政策。两次对大、小金川的用兵 ,不仅劳民伤财 ,而且成为清政府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嘉绒藏区而言 ,战争是残酷的、不公平的 ,但是 ,在客观上保持了金川地区的稳定和统一 ,促进了民族交流和生产力的发展 ,加速了金川地区在清朝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下的封建化进程     

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清末汉藏关系的影响

文章着重探讨瞻对工布朗结事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区历史及汉藏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1865年,工布朗结被击败后,清廷将瞻对交由西藏地方政府管理,以补偿其对瞻用兵的损失,并试图利用格鲁派的影响力教化难以驯服的当地百姓。西藏地方政府通过派遣驻瞻藏官,得以将瞻对纳入其统治范围,进而以此为基础将势力延伸到康区北部,对康区地方层面权力关系以及后来清廷与西藏地方政府争夺康区统治权的斗争均产生了重大而深远之影响。     

从“收回”到“赏给”:1896～1897年间清廷处理瞻对归属事件析论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至二十三年(1897年)的瞻对归属事件,从起初"收回"归四川倾向到最终裁定"赏给"西藏地方,清廷及其官员经过争议及反复权衡,争议实则反映了清廷在内外矛盾之中的筹边思路冲突。以颇具雄心而积极"经营"的鹿传霖被开缺四川总督为转折标志,说明1897年的清王朝内部在"赏给"西藏瞻对裁决之中,"怀柔"甚至"无为"的筹边思路被认可被执行。最终的裁决结果为清廷统治者根据历史"情势"的一个判断。     

乾隆时期新疆边境地区台塘研究

清朝统一新疆后,转入对新疆的治理,其中边境地区台塘建设尤为重要。在康熙、雍正两朝治理基础上,乾隆时期清朝在新疆遍置台塘,展拓至西陲边境地区,建立了较完整的交通体系。本文系统地梳理乾隆时期新疆边境地区台站体系的构建及其在边疆治理中的作用,同时也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乾隆时期郭罗克部落“夹坝”活动述论

劫掠是古代社会在各个民族、部落中特别是游牧民族中的一种很常见的行为,但在清代乾隆盛世时期,在松潘的郭罗克(今青海果洛地区)一带出现的非常频繁的劫掠行为震惊了清廷.郭罗克部落的劫掠虽然性质较之叛乱、起义等显然轻微,但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持久关注.郭罗克部落的劫掠虽有其特殊原因,但与其所处的大背景紧密相关.     

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巴尔蒂斯坦,我国汉文史籍中亦译为巴勒提、巴尔替、罢蒂,等等,波斯文及乌尔都文史籍多以波斯语名称Tibet-i-Khord相称,译为"小西藏"或"小图伯特",当地一些波斯文手抄本则径称其为TIbet.该地在唐代为大勃律,与我国有过密切的关系.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该地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本文据乌尔都文史籍和作者的实地考察,对该地作了简要介绍,并据有关满文档案和国外史籍,对乾隆时期该地与我国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济宁东大寺乾隆御笔题联局部

济宁东大寺坐西朝东,在大运西岸之上。据说,乾隆下江南时数次登岸人寺小憩,并敕建高达30余米的三层楼阁式、六角伞盖形后窑殿,上悬“敕赐清真寺”匾额,使该寺规模完备。在后窑殿背后的两根通顶石柱上,则镌刻着乾隆御笔题写的一幅对联：     

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之役兵源及军费考略

乾隆朝两次廓尔喀之役是清政府在西南边境的两次对外用兵,较之第一次廓尔喀战争,第二次廓尔喀之役不但持续时间长、战线长,而且翻越了喜马拉雅山,一度攻入了廓境,在当时交通运输落后、环境恶劣、边疆尚不安宁的条件下,对于这样一次特殊的对外用兵,清政府如何解决战争过程中军队调用、军需供给等问题,其成为笔者关注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了解清代在西南边境的军事防御的基本情况.因此考证兵员的来源、数量、地理分布、军费的来源及消耗数额等问题显得很有意义.     

论乾隆朝八旗官吏诗人

清代诗歌文化盛行,诗歌总体数量为前代所不及。清代诗歌文化的繁荣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自清入关以来,八旗诗人不断涌现,到乾隆朝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诗人群体,对于清代的文化、政治及民族关系均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乾隆的两道训谕看雍和宫的历史地位

在雍和宫改庙50周年之际,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月初四日,乾隆皇帝亲至雍和宫拈香瞻礼,触景生情,当日即特颁训谕,着重强调雍和宫作为供奉三宝的场所永不更改。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乾隆皇帝阅读到《清世宗实录》中雍正皇帝关于雍和宫方面的谕旨,深有感触,遂当即再颁训谕,再次申明雍和宫必将作为佛寺而不能更改的积极意义,并敕谕子孙后代永远钦承。乾隆皇帝的训谕不仅体现了雍和宫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彰显了雍和宫超越宗教意义的更深更广的内涵。雍和宫即可成为宣化清政府巩固专制统治的教育基地,又可成为内地蒙藏佛教的学经中心;既可作为政治纽带,加强清中央政府与蒙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又可作为文化纽带,加强汉、蒙、藏、满等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从《多仁家族史》析乾隆朝晚期的清廷

《多仁家族史》的作者多仁丹津班珠尔(1760或1761-1806年以后)以一个西藏贵族俗官的敏锐眼光和极为生动的手笔,对自己在1792年至1793年间亲临清廷和京城的见闻,作了详细的描述。本文通过对这一传记中的有关朝廷和京师的记载来介绍和分析当时的清廷,回应几种外邦史料对18世纪末清廷的记载,以补充说明清朝官方史料的不足。     

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

文章依据原始的汉文档案及当事人记述,缜密地研究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战役史上三个重要问题:(一)乾隆帝是否在这次廓尔喀入侵前已经知道藏人于1789年曾经同廓尔喀秘密缔约以付银赎回失地;(二)在战争期间(1791-1792)乾隆帝对西藏达赖喇嘛的看法为何;(三)清军与廓尔喀在何种情况下结束战争.经过对文件的正确的诠释与缜密的考证,作者找出答案的同时,也就对战争的起因、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的责任、战争最后阶段清军面临的困难、皇帝的认识过程与决策过程等,做出详细的说明,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代乾隆年间成都将军对川边地区的治理

乾隆年间,先后共有七位将领担任成都将军一职。七任成都将军在川边地区任职期间积极推行清政府的一系列边疆教化政策;继续实施朝贡贸易政策,协助派遣川边地区土司轮流觐见;及时传达清朝中央谕旨,宣扬中央相关政策;统筹规划川边地区的驻兵进行屯田,以促进地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都将军在治理川边地区时推行清政思想,采取刚柔并济、恩威并用的治边措施,增强了川边地区民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维护了川边地区的社会秩序,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环境。在成都将军设置之初,两金川地区平定之始,成都将军针对川边地区的治理,多侧重于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川边地区的屯兵驻防、清政府政策的推行等方面;在川藏边区社会秩序相对稳定时期,治理侧重点则在于以前期的治理为基础,逐渐处理和完善两金川治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加强了清政府对该地的统治。     

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即使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复杂而微妙的民国时期,仍维系着文化交流的纽带.文章从文化交流以及经贸人员往来等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汉藏文化交流作一概述,并论及这一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特点和功能.     

雍乾时期西宁办事大臣建制考述

清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在借鉴康熙朝遣官办理青海事务的基础上,于雍正三年(1725年)正式设立了“钦差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代表中央政权全面统管青海民族地区军政.其后随着青海社会的逐渐稳定,乾隆在雍正设立西宁办事大臣的基础上对这一重要的民族地区管理建制多有调整,其间既有员额、人选、任期、养廉银等具体内容上的不断规范和充实,也有过两次临时裁撤西宁办事大臣的动摇决定;乾隆时期对西宁办事大臣建制的调整使西宁办事大臣建制渐趋完善,同时也折射出清廷对青海统治政策发生大的微妙变化.     

乾隆皇帝处理廓尔喀侵藏善后事务的一些基本思想

乾隆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借索赔银之名,再次入侵西藏,占据聂拉木、济咙等地,并派3000兵力闯入日喀则,洗劫扎什伦布寺.次年(1792),乾隆皇帝命福康安率大军驱除入侵者,并抓住处理藏内善后事务之机,对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各项管理制度进行大力改革,制定<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为解决西藏地方的积弊,为西藏地方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利用原始资料,对乾隆出台相关政策的基本思想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理清乾隆皇帝成功处理西藏善后事务的基本思想和脉络,以期明史实,获启示.     

蒙、元时期敦煌行政体系述论

在蒙古军攻占沙州、瓜州后,沙州隶属拔都大王,瓜州则被废弃。其后沙州又归属于察合台系诸王的势力范围。元代建立后设立甘肃行省,并在敦煌地区设立沙州路总管府和瓜州,对当地进行管辖。同时,元政府任命出伯家族对包括沙州、瓜州在内的河西西部地区进行镇戍。通过设路置州和任命宗王镇戍,元政府在敦煌地区建立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对元代敦煌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

明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纷纷来五台山弘付沸法,他们在此居住修行、讲经说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道场,这些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五台山亦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吐蕃政教关系史》读后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13世纪之后的有关情况,对这一制度在吐蕃时期的状态虽多有学者涉猎并有相关的成果问世,但对其在吐蕃时期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甚少,更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石硕教授长期致力于藏学研究,历经数年潜心钻研、写作的《吐蕃政教关系史》,填补了藏学研究的这一空白。笔者拜读后认为,此书主要的贡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