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谣: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

近年，现代民谣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从日耳相传逐渐见诸报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现代民谣反映的是非常复杂和敏感的社会政治现象，它的出现和流传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对当代中国政治将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仅从政治文化角度对其进行初步分析。本文所指的现代民谣外延小于一般的民谣和顺口溜，特指涉及政治领域或政治现象的民谣，或曰政治民谣。流传甚广的如：“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早上围着轮子转．中午围着桌子转，晚上围着裙子转”／“大腐败作报告，中腐败吓一跳，小腐败戴镣铐”以及内容大同…     

论唐代都城民谣的类型与特性

城市民谣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口头文学形式,而都城民谣显得更为典型,是特定封建王朝时代观念和审美风尚的集中体现,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本文将唐代都城民谣分为政治预言、讽咏时事、市井谐谑、世情民俗四类,对代表性的民谣进行较为细致地辨析。最后指出唐代都城民谣所具有的特性,从城市空间和"舆论波"的角度重点讨论其城市属性和政治性。     

古代民谣的怨刺艺术

大量的怨谣和哀谶构成了古代民谣的主要内涵,确立了民谣的哀怨讽世基调,因此民谣基本上属于政治怨刺文学。民谣的怨刺方式———既有直刺,又有婉讽;直刺犀利痛快,婉讽深刻谐趣,显示出浓郁的民间文学特色,也超越了一般士大夫文学温柔敦厚的传统标准。     

这里的布匹真美丽

“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两只筒子,两匹布。”这是在上海地区流传很广的一首民谣。民谣中歌颂的“黄婆婆”,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纺织技术的黄道婆。     

观察社会历史变迁的另一只眼——民谣的价值论略

不同历史时代的民谣,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存在状况,也在经验和非理性层面表明民众的意愿和诉求。从微观的民谣入手,可以宏观地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     

“诗可以怨”:社会转型前后的平民话语与政治期待——从民谣传播特征看中国当代民谣的平民立场与诗学价值

歌谣是我国平民文化的重要载体,尤其是民间歌谣,更具有形式活泼、内涵丰富和感染力深厚的特点,其以独特的视角较为全面地反映出民众的生存状况和情感意愿。当代民谣是社会转型时期平民百姓对世风人心的变化,以及社会不良风气的民间评价与政治表达。与传统民歌民谣相比,当代民谣所蕴含的审美的诗体形式、通俗鲜活的大众话语、干预现实的政治期待都显得比较成熟、完美,值得当代人文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文学话语中的平民立场与民间表达——论转型时期时政民谣的大众诉求、传播语境及文学色彩

当代时政民谣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改革、风俗习惯、人伦道德等,是社会转型时期平民百姓对世事人心及政治风气的民间表达与文学诉求.时政民谣以文学语言表达的流畅、审美形式的精炼以及尖锐泼辣的文风引人注目,加之政治上的民主诉求,借助发达的现代传播手段,因此很容易被受众广为接受和传播.了解和研究当代时政民谣的民间话语、政治诉求、平民立场、传播语境、文学色彩等,可以使读者和执政管理部门知民心、晓民情,观风俗、知盛衰,可以更好地敦促行政管理者实施为民执政、以人为本的行政策略.另外,从文化研究、通俗文学的视野对其进行考察,也可以对当代文学的风格嬗变与民间文学、大众话语的鲜活风趣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人文学者和行政决策者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价值.     

宋代民谣传播与社会政治变革

民谣作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态和载体,是表达民心、民情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传播不仅对社会产生一定影响,而且对政令实施也起到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宋代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议论朝政、批评官员。民众常以民谣作为载体向统治阶级表达看法与观点,抒发内心感受,其中既有赞美亦有批判。而统治阶级内部也常采用民谣进行政争,赋予其特殊含义。此外,朝廷也会通过民谣来体察施政行为是否合乎民意,以期在决策中形成与民间舆论的一种良性互动,以此来安抚民众,巩固基层统治。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传统歌谣

中国传统歌谣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方式逐渐萎缩,不等于中国传统歌谣消失,中国传统歌谣对中国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与“刺”是中国传统民谣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民谣中有所延续。中国传统歌谣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把西方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中国不应在全球化浪潮中丢掉其民族风格特征。     

沧州铁狮子的传说

“沧州的狮子,定县的塔,正定府的大菩萨。”从这个广泛流传的民谣,可以看出沧州的狮子是多么有名了。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