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不可使法界亦卷入政治风潮”——1920年代前期中国的司法生态

长期身处民国北京政府司法中枢,且两度出任司法次长的余绍宋,亲身经历了该时期司法建设的起伏变动。余氏日记包含着许多鲜为人知的信息,亦呈现了司法内外生态复杂的变动过程。北京政府前期,军政势力干涉司法并不明显,亦不严重;及至中后期,随着国家文武结构失衡、中央地方权势易位、各地军阀分立、财政窘迫等,导致司法外部生态严重恶化。外部生态的恶化,不仅导致司法运转严重不畅,而且引发了系统内部暗潮涌动,"法潮"迭起。论及北京政府司法建设之艰难时,学界多归因于军阀干涉、财政窘迫、人才难得等外部因素,其实,司法系统内部问题亦不可忽视。在强调专业化、职业化、共同体的同时,司法系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自治(或封闭)的内部生态,产生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对法制建设而言,这些多半并非积极因素。在运动迭起、政治泛化的北京政府中后期,大量政治案件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严重困境,在如此内外交困中,不少法界人士依然坚持"断不可使法界亦卷入政治风潮"。     

北洋体系衰落下外交系在民国政坛的崛起

1920年前后,通过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确立了联美外交,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回升,颜惠庆、顾维钧等一批亲美派外交家的权势因此而得到了迅速增长。与此同时,北洋体系却在南北各军阀的纷争当中走向衰落,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威大为跌落,这就将外交对于国内政治的价值,亦即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价值彰显出来。由是,外交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亲美派外交家成为一种公认的政治势力,时人遂冠之以"外交系"的名称。     

从“江西民政长事件”看民初的政治生态——兼论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原因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一个国家政治清明、社会有序的根本保证。从"江西民政长事件"看,民国初年由于政治参与爆炸,各派政治势力均缺乏制度意识和规则意识,再加上传统政治文化和政治习性的影响,导致民国初年政治生态日益恶化。政治生态的恶化,不仅助长了投机腐败的社会风气,还使得政治过程变得紊乱,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衰败,进而使得民初共和政治的尝试走向失败。     

1920年代“打倒军阀”口号的历史遭际

1920年代之初,国共两党提出"打倒军阀"口号之后,契合了当时以"文治主义"取代"黩武主义"的时代潮流,国民党人通过建立"党军"体制等方式以区别"军阀"的努力在北伐初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社会舆论以及时人观感中确立了自身优于"军阀"的正面形象。然而,北伐进程的迅速深入导致时局急遽分化,敌我之间的区分愈发模糊,国民党自身的工作不能及时跟进,"党军"迅速"军阀"化。"旧军阀"被打倒之后,在国共之争以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蒋介石被不同的政治对手共同指认为"新军阀","打倒军阀"口号的有效性开始消解。     

民国初年山东省的司法变革

民国初年山东省的司法变革,可分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两个时期来观察。北京政府时期的司法是承袭清末的新制度,即继续建立司法制度的系统,俾与行政系统分立,但在袁世凯图谋恢复帝制期间,一度欲减缩省级以下的司法权,国民政府时期,初在省,县两方面建立行政、司法分立制度,但县级因限于经费,不久又有行政与司法合一的趋势。     

近代三维社会变迁与军阀政治的崛起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皇统政权、道统文化、族统社会的三维体系发生裂变,中央权威日渐式微,军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的主角。军阀政治的崛起极大改变了中国近代的政治生态,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经历了深刻巨变。军阀政治具有七点特征：一是拥兵自雄干预政治的称霸性。二是政治行为的投机性和无原则性。三是利权的攫取性与排他性。四是政治伦理取向的封建性。五是政治面目的虚伪性。六是对外关系中的严重依附性。七是军阀政权更迭的频繁性。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间的地缘关系及其影响

地缘关系是军阀间的基本政治关系。北洋政府时期军阀间的地缘关系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分布格局,多边临敌的被动战略位置和矛盾交织的地缘利益关系等特点。由于地缘关系的影响,军阀派系陷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内部战争泥潭,从而严重地消耗了军阀的整体实力,客观上为国民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机缘。     

加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建设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我们要根据生态系统自然平衡、协调进化思想，营造有利于生态主体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环境，协调思想教育生态环境的外部因素，建设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的路径探幽

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从司法权中分离伊始,便是带着维护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使命。遵循权力运行规律和体现法治精神的权力配置,才能为司法行政权的践行之路提供保障。目前我国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分别归属于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和政府综合部门,导致了行政管理权对审判权的干涉。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符合权力制衡、程序正义理论和权力运行规律,借鉴国外的司法行政权力配置模式,结合现实国情,我国的法院行政事务管理权可进行二元化构架:大部分司法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外部管理执行机关予以管理;少部分需便捷、专业的管理形式的行政事务由法院内部自治管理。     

唐代地方监察体系的核心:州府录事参军研究

以传统的监察视域而言,唐代的地方监察体系大致由两部分构成:唐前期的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大臣出使巡察地方;唐中后期则归因于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处置使制度。就唐前后期的这些常规性方式而言,均职司监察。但若以监察的实效性来论,则几于形同虚设。事实上,唐代地方层级上贯通着多重监察路径。而在这些颇具实效的地方内部监察系统中,身为州府僚佐的录事参军之于地方政治和监察,均饰演着极为"剧要"的角色。录事参军的主要职权即为监察权,不仅涉及对州府内部官员的行政监督,同时又深入到州府财政、户口、粮食等多重领域的监察之中。对州府录事参军的考辨,可补传统监察视野的罅漏,亦能感知其在唐代地方监察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     

"大板升之战"及其影响

16世纪末,蒙古土默特万户内部发生了史称"大板升之战"的战乱.这次战乱的直接诱因是封建领主对属民的争夺,但还有更深刻的经济、政治背景,即对明朝贸易控制权、汗位和顺义王位的争夺.这场战乱破坏了土默特万户的团结,严重削弱了其实力,为日后万户内部战乱迭起埋下祸根.这一切又对后来明朝、蒙古、满洲在北亚的争夺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期青海省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动态审视

本文实证表明:(1)西部大开发第一个十年期,青海省的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上处于上升的态势,但省内各区域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导致了生态经济的内部差异且差异明显。(2)在青海省生态经济系统中经济系统的带动作用是主要的,而社会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的带动作用非常小。建议通过借助财政转移力量、完善多元筹资渠道等措施,加强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以推进生态经济发展。     

佛教圆融思想的和谐生态智慧

佛教圆融思想富含深邃的生态智慧,其中,"依正圆融"的法界一体观和"圆融不碍个别"的平等观是其哲理基础,"自利利他"的行为观和"心净土净"的唯心理路是其实践智慧.在当今时代,这一圆融的生态智慧具有深层次的参考价值,值得因环境日益恶化而苦恼的人类所关注.汲取圆融思想的生态智慧,将其熔铸于当代生态学理论并运用于社会实践中,可以为解决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失衡、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提供有益的启示.     

财政扶贫组织的新探索——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案例的启示

财政扶贫对于贫困村脱贫致富以及促进新农村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扶贫不仅要加大资金投入,而且要创新扶贫组织模式,尤其是新兴发展的"村级发展互助资金"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财政扶贫视角,采用SWOT分析法对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的实践运行进行深入剖析,发现重庆市开县"村级发展互助资金"从利用外部第三方机构协助监管与政策发展的机会,避免外部法律监管定位不明与市场竞争激烈的威胁,借助内部信息运行充分的优势,克服内部风险与激励管理不足的劣势为推进我国"村级发展互助资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适应：政治和谐的外在表现

政治和谐不只是指政治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和谐,还包括政治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和谐。政治系统外部的适应状况直接决定着政治系统内部的整合状况,政治系统的内部调整是以外部适应为前提和动力的,因此政治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对于政治和谐来讲更为基础。政治系统要达到和谐状态,必须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文化结构变迁相适应,在不断的调适中寻找与外部环境的平衡点。     

论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的重塑与优化

在现代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和乡村治理中,存在着物种丰富的政治生态种群和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乡镇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驻地企业等种群,其中乡镇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态种群和权力主体。乡镇基层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生态个体和(亚)种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共同构成了乡镇基层政权种内和种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种群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和种群出现了数量失衡,局部结构失调和部分功能紊乱现象,从而不利于和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构建。因此,乡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探讨如何对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数量合理控制、结构和功能予以协调与优化,从而形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论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的重塑与优化简

在现代乡村政治生态系统和乡村治理中,存在着物种丰富的政治生态种群和多元治理主体,包括乡镇基层政权、村民自治组织、村民、驻地企业等种群,其中乡镇基层政权是乡村政治生态最为重要的政治生态种群和权力主体。乡镇基层政权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生态个体和（亚）种群,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信息、资源和利益的交换。共同构成了乡镇基层政权种内和种间交互作用的政治生态关系网络。由于受到外部政治生态环境以及种群自身内部因素的影响,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关系网络中的个体和种群出现了数量失衡,局部结构失调和部分功能紊乱现象,从而不利于和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构建。因此,乡村政治生态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系统探讨如何对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数量合理控制、结构和功能予以协调与优化,从而形成乡镇基层政权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的多重风险及其对策

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必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债务、功能以及对金融、社会及政治产生影响与风险。虽然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对地方政府及社会政治有广泛而重大的影响,但是传统的"土地财政"、征地方式及发展方式在经济上、政治上具有不可持续性,必须坚决改革。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等入市势在必行。为了保障农村集体建设平等入市的改革顺利推进、降低和防范可能产生的矛盾和风险,应当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重建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和基础,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和重建,抓紧明晰土地产权归属,制订农地分区保护规划,加快农村集体经济及基层组织体制的改革以及强化和完善司法体制、社会保障。     

周恩来赴黄埔前的“军阀”话语应用——以《周恩来早期文集》为例

近代"军阀"概念由日本传入我国,至大革命时期,获得"市民权",并成为建设黄埔党军的理论武器。作为黄埔军校政工制度的实际开创者和领导者,周恩来曾在军校政治教育和革命工作中大量应用了"军阀"话语。然而,从"军阀"话语应用的视角透视早期共产党人建军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仍显不足。梳理周恩来早期的"军阀"话语应用,可以发现,黄埔时期的革命实践是对其早期军阀话语应用的继承和发展。     

建设廉洁政治的改革新部署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顺应反腐败斗争新形势,积极回应社会各界新期待,绘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的新蓝图,以前所未有的政治勇气和改革力度,对建设廉洁政治进行系统部署。这些部署体现在紧密相连的两个层面:在内部制度体系层面,聚焦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在外部保障体制层面,蕴含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之中。呈现为继承性、创新性、开放性、整体性、可行性5个显著特征,与《决定》的整体思想特质相契合。这些部署着眼于打造制度反腐利器,吹响了廉洁政治建设的集结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