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政党形象建构的特征与启示

政党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命运。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依照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的人民性、革命性、先进性等根本属性，以及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现实需求，建构起“人民性”政党的本质形象、“革命性”政党的实践形象和“先进性”政党的特质形象。中国共产党建构的这一政党形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价值立场，分别从阶级维度、人民维度、民族维度传播了中国共产党为工人阶级谋解放、为中国人民谋解放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宗旨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政党、革命政党和先进政党的特殊性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需要更好地深化人民性政党形象、筑牢形象建构的思想基础，坚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的人民情怀，深化党的“同情人民”形象；坚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深化党的“领导人民”形象；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深化党的“服务人民”形象；需要更好地升华革命性政党形象构筑形象建构的实践基础，借助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伟大斗争等革命话语、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革命实践以及弘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升华、构筑新时代的革命形象；需要更好地巩固先进性政党形象夯实形象建构的价值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坚决驳斥否定工人阶级的言论，坚守党的组织原则、严肃党的纪律作风，巩固新时代党的先进性形象。     

从革命到治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形态探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本土的文化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艺思想为主线、其他理论阐释为副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革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革命话语形态出现,凸显了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形成了革命的文艺观和文艺服从政治的功能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要以治理话语形态出现,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主义属性和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起人民性的内涵。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整体形态看,革命话语形态和治理话语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生发于审美政治的问题域,既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活动的结合,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政治实践的产物。     

论红船精神的意识形态特征及其对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红船精神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特征,其根本特征是阶级属性。文化属性、传统属性和实践属性是重要属性。红船精神的意识形态特征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阶级性要求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坚持人民性,把意识形态的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文化属性要求意识形态建设过程中要充分挖掘红色精神资源,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传统属性要求意识形态建设时要在弘扬红色精神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践属性要求意识形态建设时发挥红色精神的批判与建构的实践功能,清除错误思潮的影响,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功能。     

习近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进程中的时代话语。习近平围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理想统一于人民理想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揭示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涵是美好生活的精神满足，主体是现实活动的人，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构方式是高品质的精神生产，由此构成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鲜活意涵，在时代性、人民性、发展性和实践性上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实质的创新表达和理论升华。     

中国传统公共精神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探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传统公共精神，已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精神建设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公共精神是以“公”为核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为根基，以保障人民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的一系列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中国传统公共精神的七大精髓，即天下为公——场域的公共性、民为邦本——价值的指向性、为政以德——行为的约束性、道法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法治精神——制度的保障性、革故鼎新——内涵的时代性和天下大同——未来的完美性之间存在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国传统公共精神对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民性的发展观、服务型政府、生态文明、全面依法治国、创新型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主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一二九师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在抗战时期的重要体现，也是邯郸红色革命文化的主要支撑。“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精神内涵对于厚植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锤炼担当品格、培养创新精神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将一二九师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价值引领，弘扬特色文化，形成协同效应，在思政课教学改革、校园文化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等方面持续探索。     

构筑最低公共保障制度 维护社会底线公平

底线公平的保障是时代的要求,我国目前出现的种种不公平状况严重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单纯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已经不适应时代需要,因此,建构以底线为基准的公共保障制度应成为今后施政纲要。最低公共保障制度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比,有着诸多优越性,因而能够真正实现社会的底线公平。最低公共保障体系是由最低生活保障、最低卫生医疗保障、公共教育保障、最低住房保障、最低公共安全保障等组成,它既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扶持,更重要的,它是社会为自己构筑坚实的政治基础。     

革命精神与入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研究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优秀文化.革命精神是革命文化的核心,与入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结合革命精神的思想内涵和人民军队的职责使命,从铸牢听党指挥、维护核心的思想根基,锻造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强化令行禁止、遵纪守法的纪律观念,培育解放思想、敢于变革的创新意识,继承吃苦耐劳、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五个方面阐释了革命精神在入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意蕴.与此同时,深入探究了革命精神在融合过程中应把握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环节、用好浓厚氛围重要方法、拓展实践砥砺有效平台、树立创新发展鲜明导向的四个重点.     

简析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框架下的文化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不仅有其发生、发展的现实动力,同时,也有其独特的文化政治结构,是文化与现实互动的有效过程,革命理念的传播、广泛的群众动员以及意识形态建构等实践都内在于这一过程中,并由此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率先夺取了革命中国的文化领导权。历史化地观察和分析文化领导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既有助于清理这一过程中的理论问题,也为探讨革命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提供了历史的内在视角。     

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的内涵、特征和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价值观是党关于自身政治属性、阶级立场和服务对象等在价值观念上的集中阐释，具有特定的内在构成。具体来说，在价值内涵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民监督和人民共享；在理论特征上，党的“人民至上”价值观日益彰显出人民性与党性相统一、建构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理论品质；在实践要求上，党长期坚持着以人民群众为核心的服务导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执政策略及自我革命的执政精神。     

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定位与建设路径

党内政治文化指的是我们党尤其是党的成员在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品质、政治情感、行为习惯等。党内政治文化在党自身建设和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党内政治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精神动力,为党内制度建设提供价值导向,为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思想保障。当前党内政治文化面临着封建残余影响、西方文化渗透、市场经济环境影响等诸多挑战,需要不断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构建优良的党内政治文化,需要反躬自省,敢于铲除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传承创新,精于挖掘与弘扬党的优秀政治文化;吸收借鉴,善于汲取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资源。     

协商政治：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

协商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过程的内生概念。中国的协商政治根植于特定的公共价值预设。在特定公共价值的统领下,中国政治形成了落实公共价值的政治主体和政治制度,协商成为政治过程中联结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的基本机制。由于公共价值根基的差异,中国的协商政治分为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中国传统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民本思想,士大夫是落实民本思想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的公共价值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践行人民性的政治主体。中国现代协商政治在赓续传统协商政治的基础上实现了超越,它将在中国共产党坚守人民立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继续发展。     

赋予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塑造现代国民的国家建构逻辑

以人民性为核心原则与伦理基础整合国民、凝聚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建构人民主权的现代中国的根本遵循。作为统合国家、民族与人民三维一体的政治领导与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承继传统“民本”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创造性地运用整体性的“人民”概念整合全社会人口以塑造现代国民。在以全体国民为基础、以确立国民身份为途径推动中华现代国家建构的征程中,党坚持人民立场、认识把握社会矛盾、紧扣时代发展命题,开展系统的人民性实践。以人民性塑造整体的现代国民有力回应中华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鲜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社会政治基石。     

农民工精神文化的缺失与补偿——以G市为例

建构和谐社会,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良好的精神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然而,教以亿计的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先天性的精神文化的缺失,严重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持久发展.为此,进行农民工文化补偿教育,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倡导农民工融入城市理念,是创建中国城乡文化软实力面临的重大课题.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文艺与革命: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

中国左翼文学发生的审美之维是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和"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创作与理论论争的基础上被建构起来的,它有文艺的革命性与革命的文艺性两个最基本的向度,二者之间既有矛盾冲突也有相契合之处,且与新的伦理和认知维度绞缠在一起.具体而言:政治意义上的革命实践与具有先锋性的革命文学的艺术探索,均需要同样具有变革性的革命语言能够被民众所接受;中国革命文学蕴涵着一种流血的冲动与新伦理道德建构的理想寄寓;革命作家力图使文艺成为与物质或其他实践手段一样的助进社会改造的工具性力量;有着"Simple and Strong"等美学风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体现了革命文艺界发展新的文学形态乃至艺术本质的精神诉求;以"普罗"作家为主体的左翼知识界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创造未来文化的历史责任,他们强化的文艺阶级论和革命道德观打破了许多传统的审美惯例与接受者的心理秩序.文艺的革命性和革命的文艺性均是"带着镣铐和枷锁"的审美之维.     

论长征文化的历史启示及其意义

本文提出了"长征文化"这一概念.长征的历史和精神,有关长征的文献或文本,60多年来人们对长征的历史叙事、宣传、纪念活动、学术研究等等,构成了长征文化.长征文化主要是精神文化.长征文化和长征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和历史依据,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对长征文化遗产的继承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继承.长征文化的革命话语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加强党的合法性,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政治认同感,有利于引导公民追求高尚的道德观念.长征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源泉.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提“伟大建党精神”,并科学界定其内涵。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经验的高度凝练,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着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理论特质,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为党的自身建设凝聚精神力量,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制胜法宝,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文化引力。推动伟大建党精神切实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作为两个“关键”主体,从深化理论研究和学习宣传,善用精神谱系和榜样力量,探索制度建设和全面实践等角度着手,凝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合力。     

外来务工人员参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理念和模式的发展,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差异逐步缩小,但供给差异消除将需要一个过程;同时,基于个体自身或所属群体特征的原因,外来务工人员对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差异将成为影响其文化生活的主要因素。从供需两个方面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文化设施评价、服务便利性评价、个人教育水平、空闲时间、劳动强度、人际环境压力和城市文化适应性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主要因素;对此,可以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和模式完善、外来务工人员终身教育体系建构、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生存条件改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宣传和外来务工人员城市文化习性培养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对策。     

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拉斯节”为例

乡土社会本是一个由多元公共空间造成的集合体,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形式对村庄政治、社会、文化乃至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以迪庆藏区德钦县奔子栏村公共文化空间——“拉斯节”的个案研究,阐释这一传统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秩序建构中的重要意义,以期在乡村地区特别在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中,实现内源性公共文化空间与外源性嵌入式政治公共空间的交融互构,为更为有效的乡村治理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