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本文对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在河湟流域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就河湟流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天主教、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须植根于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依托宗族、村落、部落等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具有一定自我保护封闭功能,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力。     

祖先与神明之间——清代绩溪司马墓“盗砍案”的历史民族志

在十姓九汪的徽州,汪公是汪姓的祖先,又是徽州的地方土神,是地域之神。在清代道光年间,围绕着徽州绩溪县登源汪公庙庙产和司马墓坟业的讼争,整体性地呈现了地域崇拜、宗族认同、绅权治理、祭祀礼仪、司法实践、风水观念、地权纠纷等要素的多维度历史实践。汪公在徽州既能成为地域之神,在祭祀圈的地域范围内为里社所祭祀;又因徽州十姓九汪,形成一个个地域化村族,在此基础上的联宗组织,祭祀祖先汪华。徽州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所培养的官绅集团,也为儒学正统化在徽州民间的渗透提供了权力保障。     

宗教人类学个案性研究的力作——评《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性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土族民间信仰解读——地方性信仰与仪式的宗教人类学研究》一书,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之上,依托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信仰与仪式、文化内涵、社会功能、祭祀圈与信仰圈、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等不同角度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深度审视,从而超越了一般民间信仰的研究范畴。     

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明清徽州的宗族认同

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宗族来说,宗族认同是由历史记忆与宗族边界共同支撑而成的。就徽州地区而言,从长时段的角度看,早在明嘉靖、万历之前,部分徽州宗族便已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整合,进而确立了自身的宗族边界。这两者并非是万年永固的,受到明清时期徽州地域社会环境的影响,宗族边界会呈现不同状态,并进而对历史记忆产生不同作用。需要看到,这一动态过程在明清时期中国不同地域展现出一般状态的同时,还有着自身的地域特殊性。     

河北涉县地区女娲信仰圈的形成

信仰圈的形成是某一大神在一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标志,也是俗民神灵信仰的组织结构方式。女娲是涉县地区的主神。涉县全境存在着大小不同的以“社”为单位的祭祀女娲的组织,具备了信仰圈形成的五个基本要素,最终以中皇山娲皇宫为核心形成了女娲信仰圈。女娲信仰圈的存在说明女娲自古至今在当地对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影响,百姓最终将女娲看作是“天地全神”。     

人观理论视角下的祭祀圈研究——由汉人人观的阶序性所进行的整体性解读

关于祭祀圈理论的讨论,基本围绕在祭祀圈理论与其他汉人社会研究模式之关系、祭祀圈的识别条件两点展开.汉人人观中以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为内涵的微观阶序性与以人的等级划分为标志的宏观阶序性,说明祭祀圈所关涉的"圈"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缘空间存在,而是一种被"人观"认识模式塑造的文化概念.     

村落仪式:乡村社会的结构与反结构——一项来自村庄祭祀仪式解读基础上的分析尝试

在已有的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与仪式象征研究中,研究作为草根文化的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等理论模式不仅是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体系的重要分析框架,而且还是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研究范式.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尤其是乡村社会自身结构的变化,这些理论模式往往又显得力不从心,以至于在现代学术视野中,运用这些分析框架来展现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或多或少地违背了乡村社会的生活逻辑.     

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当前民间信仰研究的误区

当前对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包括研究时空上的随意割裂、研究方法上的随机与片面、研究模式上的简单套用,最终导致研究结论上的雷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可将现代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观念贯穿到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注重民间信仰在时间序列上的嬗变和空间上的分异,同时强调对地域社会神祗系统的整体研究,探寻这些神祗与地域社会的结合过程和空间分异,从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重建地域社会的历史.     

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溯源与家族观念考察——以桂东南一客家家族村落为例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广西玉林一客家家族村落族谱、祖先传说和围龙屋的剖析,以及对该家族的祖先从广东移居广西玉林的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客家宗族迁徙后,家族成员的集体记忆通过以族谱和围龙屋为代表的家族物质文化在民俗生活中的使用、家族中口耳相传的祖先传说以及家族祭祀仪式得以维系;族谱的使用和重新编撰体现了客家族群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脉络下的"再生"和"创新"的社会文化过程,祖先传说与祭祀仪式为村落社会认同提供了深层基础,使家族成员的血缘联系和家族观念得到强化,重要的家族文化和风俗习惯也由此得以传承.     

论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以宁化河龙的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

伊公是个广受宁化县河龙乡53个聚落祭拜的神明,它的信仰曾一度扩大到长汀县以及江西省石城县等地.本文以伊公信仰为分析对象,利用地方志、族谱、清朝的碑文以及田野调查资料探讨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问题.认为从伊公信仰的缘起可印证在宋代民间信仰的正统化与地方化是同步的;伊公信仰的扩大受到了官方的推动、经济交往的延伸、姻亲关系的牵引、宗族迁移的播散以及抚慰乡民焦虑心理的需要所影响,它的扩大过程同时也是它与当地社会的环境、经济、民俗文化及民众心理相结合,即地方化的过程.     

“八神”祭祀的国家宗教中心及民间承续

以"用事延年"为主旨的齐地"八神"祭祀与方仙信仰紧密联系,具有浓重的民间性、地域性特点。秦及西汉时期方仙思想兴盛,"八神"祭祀逐渐发展为国家宗教祭祀的中心;东汉以后,随着儒教地位的逐步提高和佛教的渐趋传入,方仙信仰日渐衰落,"八神"祭祀逐渐远离历史舞台。但依然有民间祭祀的承续,孔望山杯盘刻石即是其祭祀遗迹的历史实物。     

明清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及其祭祀仪式

明清时代的徽州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管理井然有序,宗族的公共财产如族田、学田等源源不断地支撑着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作为程氏宗族的聚居地,祁门六都在明清徽州时代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围绕祖先等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亦十分活跃。本文以六都为例,全面深入地对明清时代徽州的宗族管理、经济基础和祭祀仪式进行探讨,以期了解和洞察明清时代徽州宗族管理和运行的一般状况。     

徽州宗祠文化的宗教性探析

徽州宗祠是徽州建筑中反映社会思想意识最突出的代表。徽州宗祠文化博大精深。关于徽州宗祠文化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成果多从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本文试图从宗教学的角度探析徽州宗祠文化所体现出的宗教特质:以祖宗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观念的宗教性;以血缘、宗族为纽带所形成的组织的宗教性;以祠堂为场所、祭祀为主要形式、朱子《家礼》为礼仪的活动的宗教性;以程朱理学为教条、朱子之书为经典、儒学伦理为本位的教化的宗教性。     

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中国戏剧与世界各国的戏剧一样,是从乡村祭祀产生出来的。祭祀戏剧经过历史时间的推移然后才进化、上升为观赏性戏剧,中国戏剧便经历了从祭祀仪式演进为宋元观赏性戏剧的历史过程,这一说法有文献的依据,而且符合科学的普遍逻辑。宋元时期,北方戏剧比南方戏剧更富有祭祀性。王国维视元杂剧为一代之文学,就是因为他重视悲剧,而元杂剧的悲剧性之所以产生,则需从当时镇魂祭祀的环境来说明。同样,明代流行以妇女为主角的家庭戏或女性冤魂戏,也和江南大宗族重视节妇的政策有关。如果把祭祀戏剧和观赏性戏剧的连续性打断,只把观赏性戏剧看作真戏剧,就无法说明戏剧的起源等带有普遍性的根本问题。从祭祀的自然环境和人间环境来看,戏剧一伏一起的结构也是从祭祀仪式发展而来的。传统的“中国学”(“汉学”)重视文献研究和高雅的文人文化,忽视或回避民俗学、基层社会的研究,不利于与世界学术的对话交流。     

明代徽州宗祠的特点

明代宗族制度最为完善和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徽州,当地兴建宗祠相当普遍。嘉靖十五年祭祖今为徽州宗祠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徽州宗祠祭北始迁祖的兴盛还与汪华、程灵洗的地域神崇拜有关,元代徽州学者主张祭礼始祖也推动了宗祠建设;明代徽州宗族建祠祭祖的特点是宗祠的发展,即以祭祀始迁祖统宗合族。     

泰山女神信仰与崇拜习俗考

泰山女神作为泰山周边及我国北方地区崇拜信仰的神灵,来源于古代的母神崇拜信仰。曾先后演变为玄女、王母、玉女、碧霞元君等四代女神,宋代后广泛深入民间,成为北方地区最大女皇,后在全国各地形成规模不一的祭祀庙会和民间习俗,于明清时代达到顶峰。泰山女神信仰与崇拜习俗,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祭祀性、综合性民俗文化。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春秋祖先神的神性职能

春秋祖先神的基本职能是保护族人,人与祖神的沟通方式主要有祭祀、祈祷和托梦。祖先成为宗族保护神的信仰基础是春秋人相信人祖之间具有永恒不变的血亲关系和利害攸关的依存关系。国君的祖先神则具有宗族保护神和国家保护神的双重神性职能。现实需要、社稷观念和宗法政治诸因素相互作用,使国君祖先神得以成为一国保护神,其中家天下的宗法政治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权力结构亲族化和统治阶层世袭化,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春秋国君祖先神作为国家保护神,保护的对象本质上是列国君主及其宗族的家天下,而不是国中的民众。     

国家祭祀视野下的金龙四大王信仰

明清国家通过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等形式祭祀金龙四大王,渗透着皇权至上的等级观念.祭祀中官方祈神"捍御河患、通济漕运"的心理诉求表现强烈,河工现场官民在应激和紧张心理支配下共同缔造的显圣事件成为国家祭祀的直接动因.国家祭祀推动了金龙四大王信仰的地域扩展,造成了此信仰传播的南北差异,也使大运河、黄河下游地域形成了庙宇密集的祭祀带,并播及数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