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社会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

本文在对迪尔凯姆和韦伯的比较社会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比较社会学的研究 ,并没有随着迪尔凯姆和韦伯的研究在社会学领域中被引向深入 ,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人类学对简单社会与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刺激 ;现代的比较社会学 ,正是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互动下而得以发展起来的 ;其研究的维度为社会、文化、民族与国家 ,研究的中心为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     

空间、力与社会

空间是社会文化现象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而又有其特定性或其内在的逻辑.人类学的空间研究,不仅能提供我们对于人类学研究议题的新的着手点与探讨方式,而且有助于对空间本身能有新的认识和了解.     

防疫救灾的社会自组织建设与韧性培育

从“社会脆弱性”视角看.武汉爆发的疫情因社会的存在方式而传播,“封城”等防控措施对切断人际传播、控制疫情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伤及社会本身,呈现“疫情-社会”的存亡悖论。防疫救灾要依赖社会的活力被调动起来,防疫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伤及社会,构成了两难困境。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培育国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社会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减轻传染病疫情对社会的伤害,培植社会韧性,使社会本身能够以主动方式在维护自身的时候战胜疫情灾害。     

四川藏区宣传教育与社会稳定研究

四川藏区在以往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为维护本地区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四川藏区存在着许多影响社会稳定的破坏或消极因素,在宣传教育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为此,本文探讨了如何在反分裂反渗透、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提高公民意识、树立公平正义观念、增强法制观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思想道德、树立正确的宗教意识和政治意识等方面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     

论社会资本与行政改革

行政改革通常是一个政府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在行政改革中,引入与二者互动息息相关的社会资本理论,有助于深入地了解行政改革与行政发展的社会内涵,建立起社会各部门、各行动主体在公共事务管理中良性的互动机制.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甘南藏区的研究

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对甘南藏区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具有民族宗教多样性、社会发展多层性和经济发展滞后性等地域和民族特征,其社会治理面临经济发展、宗教认同等方面的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中,甘南藏区应以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为前提,以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为根基,开创政府领导社会自治的新格局。     

宗教与社会和谐

宗教事务是社会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睦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文章分析了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创造宗教和睦在宗教教义教规中的有效资源,提出要引导宗教从创造人内心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从而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这不仅是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大方向,也将是宗教在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趋势和走向。     

西方社会性别研究与进程评介

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由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大力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实践,吸引了众多成员国政府的参与,加之民间组织、研究学者的共同推动,对于社会性别理论走向成熟,用以更好地帮助解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两性不平等问题,找到和谐发展之路,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神圣与世俗:人类学仪式与社会研究

仪式与宗教学派研究聚焦于宗教的起源与仪式的本质问题,而仪式与社会学派则重视仪式的角色和功能的问题,即仪式的社会功能.他们关注仪式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而存在,并如何去影响社会组织.他们强调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学仪式,把高度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作为人类学安身立命的独门绝技,使人类学仪式研究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人类学仪式研究在荒谬中寻找逻辑的岁月一去而不复返.     

当代甘肃藏区社会分层与流动

所谓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中地位与位置的高低不同；而社会流动，则是指社会成员或群体在社会中地位与位置的变化，确切地说，是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所处位置的变化。     

洁净与社会边界

洁净和污秽是一种分类体系和原则,它在宗教、身份认同等方面对不同的人群进行区隔,构建社会边界,将"我"与"他","好"与"坏"、"有序"与"混乱"等区分开来。不符合或者违背了某一文化的行为经常被视为"污秽"和"不洁"。所以,洁净观念可以被视为区分不同社会人群的边界符号。     

社会与自然：人类学讨论的四种路径

从法、英、美的人类学传统中选择四种讨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代表性路径,分别是由涂尔干引领的法国年鉴学派有关图腾制度、社会形态学的研究,英国埃文思-普理查德、埃德蒙·利奇等对生态、生计与政治制度的讨论,以及美国朱利安·斯图尔德倡导的文化生态学和后来克利福德·格尔茨对文化生态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四种路径在有关社会与自然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偏向强调社会的动力学抑或自然的动力学等问题的讨论上构成可相互参照的比较。     

跨越“对称”边界：礼物与礼数的交换——以临夏八坊社会的礼品流动为例

学界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多遵循莫斯的经典理论路径,讲求送礼与回礼的对称,注重探究礼物的神圣性,追寻“礼物之灵”的内核所在,但八坊社会日常的礼物流动在表面看来却并未完全遵循对称互惠的往来规则。在当地,送礼者着意物品样式与种类的搭配,受礼者关注其蕴含情谊和心意的表达,前者不甚期待回礼,后者不太强调多寡,故以所谓的传统礼物互动来刻画赠予者与收受者的关系似乎并不完美。深究即可发现,表象之下,八坊人实际想借助礼物流动构建的是送礼者与群体伦理间的交换脉络,由社会勾勒出的“礼数”将最终完成回礼并展现出一定的对称特征。由此出发,对礼物互惠的进一步讨论,在交换主体及社会因素上的拓展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考虑。     

福利慈善、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论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参与需要和可能

社会的成熟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更是一个社会作为整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并大力提倡可持续发展社会以及和谐社会这样的概念。社会的和谐和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经济资本,也需要政治或政府力量,也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倘若将这些社会资源和力量视为社会资本,宗教无疑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1996年国务院《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的数据,中国的宗教信徒有1亿多人①,本可以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但事实上在目前的社会发展场景中却很少看到宗教的参与。福利慈善的完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社会成熟的程度,其中除了政府理所应当扮演的主导角色外,也是社会参与的最为广泛的领域。本文将福利慈善放置于社会发展的大场景之下来进行考察,从对宗教参与福利慈善的历史、现状的讨论开始,进而从宗教自身的角度来考察其对于社会参与的内在要求,最终探讨宗教在当前中国社会中的参与之可能前景。     

社会发展与社会学

文章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回顾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向人们展示了学术生涯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生活之间的辨证关系。在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作者运用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紧跟着社会发展的脚步，把研究主题从村，到镇，到城，最后一直延伸到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作者坚信，社会学离开了人们的生活实际将不会有什么新的发展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西北民族社会的阶层分化与治理创新——社会分层及其社会效应的微观实证研究

现代化促使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转型,推动了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与此同时,社会剧变也诱发了与民族有关的诸多社会矛盾,致使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使用大规模调查的数据,对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分层结构的历史演化及其社会效应进行了透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探讨了西北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着力点。     

族际通婚与身份融合

民族是历史不断建构着的人类共同体。族际之间的通婚融合既是族群关系融洽和谐所带来的结果,又能反过来增进各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成为联系各族群众的血亲纽带。为了巩固和增进族群团结,抵制分离主义和"分而治之"的外部威胁,国家应在支持民族地区快速发展,实现各族群众平等共富的同时,努力增进族际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联系;在不妨碍民间自发通婚积极性的同时,对不同族群组合的通婚子女提供统一的政策服务和无差别的政策优惠。     

儒学与社会结构：东亚社会中的汉族与多民族社会中的汉族——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八

同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社会,在社会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不尽相同,日本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家族主义,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是凝聚的核心。西方很多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未必一定适合东亚社会,与同质化、一体化、一元化相比,人类学更强调地方化、本土化、异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