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与重构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群众参与模式带有强烈的国家动员和运动式色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农民社会资本一直是传统农村社区维持乡村秩序、整合农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民社会资本经历了从"宗族化"到"革命化"再到"市场化"的嬗变。在当前我国农村日益"空心化"的背景下,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公共人物缺乏,公共精神缺失,社区记忆断裂,象征符号系统也随之凋零,农民社会资本的缺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阻力。只有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治理的要求,尊重社区建设的人文和历史规律,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空间,重构农村传统"惯习",重塑农村社区公共舆论和公共精神,培养农村社区公共人物,重构农村社区集体记忆和社会价值认同,进行农村社会关系和价值的再生产,才能重构农民社会资本,为我国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精神和价值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加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所谓"村改居",就是由农村村民委员会改为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失业农民几乎整体性地沦为城市社会的贫困阶层,其生活景况应当予以高度关注.反思被动型城市化,可见农民的基本权利受到剥夺和侵犯,其土地收益权也受到侵犯,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权受到损害.由此,要确立真正让全体农民成为城市化受益者的指导思想,进而设计"村改居"的几项主要制度,包括(1)由农村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模式.(2)完善处理"村改居"过程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实行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3)原有集体经济的资产处置,要公平公正地量化到个人.此外,要加强"村改居"后社区配套建设的制度化.     

论社区与社区道德建设

社区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发育和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的公共化,经济的市场化,个人的主体化是其产生的前提条件。这样形成的社区实质上是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居民的伦理共同体。它的特点是:社区成员的主体性、平等性;社区活动的公共性、参与性。社区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阵地正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社区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它对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由于它的实质和特点,决定了它主要由成员达成共识的道德规范来约束居民的行为;决定了社区建设和社区道德建设的密不可分,是同一的过程。我们必须通过发展社区,通过社区舆论监督机制,文化氛围的形成来推动社区道德建设。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的重塑与再造

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着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社区认同感不强等问题,社区建设陷入了“共同体困境”。农村社区建设要突破“共同体困境”,关键在于重塑社区共同体精神,“实现自治”则是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重塑的内生动力。以自治空间重组为载体、以传统文化传承为纽带、以集体产权发展壮大为引擎、以协同共治为主旨构成了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培育的社会根基。现代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再造必须通过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政策体系、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壮大集体经济产权、培育社区组织、充实社区发展资源、开创协同共治格局等路径全方位展开。     

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新农村社区建设及其模式创新

新时期的农村社区建设是激活农村社会机体的生命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村社区作为我国乡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曾经发生过两次较大的转型,当前建设新农村社区成为社会转型期的当务之急.我们应该重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体制,健全、完善社区服务体系,依靠政府公共服务的强力支持,辅以农民的民主自治和自我服务,着力建设以服务为中心的农村新社区.全国各省市区有关农村社区重建模式的尝试,已取得了可贵的经验,其特色与优势是明显的.关键是根据农村状况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采取多元化模式建设农村社区,建成服务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增强社区农民的认同意识和归属感.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社区共同体视域下社区治理研究——以云浮金龙社区为例

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是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目标。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社区资源整合以及社区公共精神是社区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云浮市金龙社区在"共建共治共享"社区共同体治理中,组织多方参与主体、整合多方资源平台、培养社区公共精神的做法对城市社区治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基于2019-2020年于南京开展的"城市社区参与和公共性"调查,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少数命题——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2)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3)经济资源命题——居民收入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4)行动资源命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具有替代和补偿效应.从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内外有别的参与逻辑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实施“村改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与路径

实施“村改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潍坊市奎文区在实施“村改居”中,遵循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基础,公开公正、依法操作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保证,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核心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三改四化”的推进方案,即实施城中村改造、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和“撤村设居”三项改革,实现社区建设多元化、管理网格化、服务信息化、党建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村”到“居”的体制转换,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老年群体与都市公共性构建

学界迄今关于老年群体与公共性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强调老年人是公共性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凸显老年人生活的生存性和被动性,而本文则认为老年群体是公共性构建积极的"生产者",其所创生出的公共性主要包括:由社区老年群体"互助依赖"体系而生发的公共性、基于社区民主参与而产生的公共性、老年人的社区文体活动和社区生活所蕴涵的公共性、由老年志愿者活动而生发的公共性以及由老年人参与家庭服务而开出的公共性。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

公共史学的最大特征在于其内在的公共性,对公共史学之公共性的认识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以传统史学为参照,公共性表现为专业史学家之外人员的广泛参与以及研究内容侧重于公共领域;二是立足于史学研究本身,其公共性表现在研究者、研究对象、研究选题、研究活动、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及其表现途径、服务对象(或成果去向)等环节;三是公共史学的公共性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担当,必须坚守真实性原则、道德原则和社会责任原则。     

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模式创新既是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基础,也是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举措。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社区组织碎片化、社区公共性衰落、社区生活个体化三大新困境。"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化解城市社区问题的有效理念。此共同体以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居民为主体,以社会再组织化为手段,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为根本目标。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国家参与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合作主义的具体实践。这不仅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更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集体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及创新模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改居"社区快速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也暴露出了深层的问题,产权制度、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等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让集体经济组织成为产权明晰的合伙企业或者法人组织,对破解"村改居"社区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转型视角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

社区文化治理体系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的核心议题,建立健全社区文化涵养体制机制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践抓手.基于文化转型理论视角,以N市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为例,考察文化强国战略下农村社区文化治理体系重建的实践逻辑."送文化"与"种文化"导致的基层社区文化供需结构失衡是文化治理转型的内生动因,L社区通过积极开展文化阵地建设营造新型社会公共文化空间,通过大力培育文化志愿服务创新文化营造的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有序引导多维主体共治实现社区文化营造的共建共享机制.因此,从基层社区文化治理体系的主体、规则、效能三重逻辑,以及L社区文化营造创新示范项目实践经验来看,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必须激发农民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从"送文化"到"种文化",再到"送种并举",又必须在完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上强化政府统筹和行政规划.另外,基层文化治理体系重建亟待整合多元化社会资源,强化基层社区文化治理合力效应,提升文化治理效能.     

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的困境与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并没有及时跟进,农民文化素质总体仍然偏低,农村传统乡规民约和伦理习俗逐渐边缘化,农民精神生活相对缺乏,泛娱乐化、荒漠化趋势明显,部分地区农村信教人数增加、封建迷信抬头。基层农村公共文化生活面临的困境,既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的时代背景有关,也有农村公共空间萎缩、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等客观原因,还有相关部门重视程度不足、投入力度不够、"读书无用论"错误思想蔓延等主观原因。重建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必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创新农村义务教育和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机制,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培养农村公共人物,重构农村公共生活场域和空间。     

合力构建和谐的共同体

走出以往共同体的困境,重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公共性与成熟的共同体,必然要将和谐作为公共性的重要特征加以重视。人之所以在社会获得"孤立的个人"所不具备的生成优势,在于与他人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交往格局,合作与共赢只有在和谐的共同体中才能长远。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和谐的共同体需要人们的合力,人们在公共视域完善和谐社会之构建,以和谐思维关注社会发展与人的总体生成,其价值远景在于确立自由人联合体,使公共性的完善成为实现个性自由的重要方式,使和谐的共同体成为人类自我完善的重要场所。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近代以来东亚社会在建立民族国家进程中形成的以“官”为主要承载者的公共性作为东亚公共性的“典型构造”或“旧公共性”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东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为背景,中日两国先后出现的见之于NPO和福利政策的非政府、非市场的“新公共性”诉求,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跨越国境的公共性构建活动,则是一种典型的“新公共性”。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进程,其进一步的成长和推进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东亚在直面公共性问题挑战的同时应努力突破欧美中心主义,充分注意东亚公共性构造转换的一系列特殊的制约限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