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蚤》到《致他羞怯的情人》--玄学派诗人邓恩和马维尔的艳情诗探析

本文通过对两位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和安德鲁·马维尔的著名艳情诗的分析比较,揭示了玄学派艳情诗的写作手法和用喻特点,并探析了及时行乐主题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二)

晚明艳情诗人王彦泓《疑雨集》中除了写与发妻、侍妾的情感外,还有与"个人"、婢女的艳情艳事。"个人"艳情诗20余首,主要集中在崇祯元年至二年两年间,即在发妻病重至病亡期间,诗人已与"个人"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恋情;恋婢诗近20首,时间跨度为24岁至49岁,所恋对象显然非同一婢女。两类艳情诗皆写得风光旖旎,动人心脾。     

李商隐艳情诗解读

本文通过对李商隐艳情诗的详细阐述,揭示李商隐创作艳情诗的真正原因,并从中得出对诗人李商隐的客观公正的评价。     

陌生化的手法,另类的意象——邓恩的玄学派艳情诗《上升的太阳》赏析

本文运用俄罗斯文艺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对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的著名艳情诗<上升的太阳>进行了剖析,揭示了玄学派艳情诗的写作手法和用喻特点,解读了邓恩诗歌中另类的太阳、恋人和帝王等意象,并对艳情诗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了探讨.     

论约翰&#183;多恩艳情诗中的张力

本文从约翰.多恩艳情诗的语言张力和意象张力入手,分析了这两种张力在文本内部的构建。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文本中的这种张力折射出了诗人外在与内心的强烈冲突,是诗人内心张力的一种流露。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一)

金坛王彦泓是晚明至民国近三个世纪中名声显赫的艳情诗人,诗集《疑雨集》一度成为艳诗代名词。王彦泓一生困厄,以追求声色之娱纾解屡屡落第与仕途无着的窘迫。仅从婚姻角度考察,在约30年的婚姻生活中,先后娶有发妻贺氏,妾阿云、阿姚、陆氏,在涉及妻妾尤其是涉妾诗中,香艳四溢,情艳交映。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李商隐《柳枝五首》诗中柳枝身份考论

李商隐的诗歌《柳枝五首》记录了诗人和柳枝一场没有结果的爱情,刻画了一位具有非凡的音乐和诗歌艺术修养能力的妙龄少女形象。鉴于古人喜用“柳枝”代指歌妓的惯例,通过考证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唐代文人风流之风极为盛行,李商隐与歌妓亦是交往甚密,在其诗歌中尤喜用“柳”代指歌妓。根据各种文献考证结果,可知《柳枝五首》中的柳枝实为唐代一位多才多艺的妓伶。     

略论晚唐艳体诗的兴盛

晚唐咸通之后,艳情诗风靡一时。一方面,诗人们为避世和解忧而把心灵的寄托转向歌楼舞榭,在苦闷的心理中寻求感官的刺激以为排遣,抒写风流缱绻的艳诗。另外一方面,社会风气极度腐化,士风放诞无禁。艳诗的倡行其道就是受到这一时期流连声色、纵情逸乐的时风的影响。最后,晚唐时期功利注意文学退潮,代之而起的是重视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由言经世之志转向缘个人之情。失去了诗教势力的管束,艳诗在晚唐故能倡行其道。     

开齐梁风气之先的沈约诗-论沈约诗歌对齐梁诗题材上的开拓

沈约是齐梁两代的重要诗人.他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引导了齐梁诗歌的发展方向,而且善作诗,诗有名于当时,是"一代辞宗".他的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开拓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首开诗歌写艳情之风,并让大量生活中的琐细情趣入诗,使日常生活普遍诗化.     

黄裳词学观及其词的创作特色

北宋词人黄裳认为,诗词同源,词也是诗,都应遵循儒家诗教所规定的创作原则和表现手法,肯定柳永词反映太平盛世的写实意义。黄氏所存词取材涉及咏物、写景、闲适、节序、咏怀等十类,但无艳情、闺情作品。由于黄氏虽尊奉儒教,又兼好老、释,故其词风清雅、坚劲。在北宋中后期,黄裳是一位颇具特色的词论家和词作者。     

论歌妓对宋词的影响

歌妓对诗、词、曲等中国传统学都有相当大的影响，与宋词则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歌妓与人的交流、共鸣促进了人的创作；歌妓的传唱及其与人的交往扩大了词的传播范围；歌妓塑造了香艳词风，使宋词中的意象多偏于温柔，慢词之兴起也要归功于歌妓对柳永词的传唱。     

略论印度古典梵语诗歌的情与景

在古代印度文学中,梵语诗歌占有突出的地位,它发达的艳情诗以及对爱情大胆浓艳和细腻缠绵的描写,表现了古代印度诗人对生活的赞美和肯定;同时,人情化的自然景色的描绘使梵语诗歌的自然景色、自然美和人情美兼而有之,情景交融中自然流露出诗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追求。     

论魏晋南北朝艺术情感本体的高扬及情感范围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缘情而绮靡＂从理论上宣告审美情感脱离道德功用而独立，反映了人们对艺术情感本体的自觉认识与把握。＂志＂的内涵向情感靠拢。言志与缘情对立深化为创作主体才情与文德之争。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以及对感性生命的享受与玩味，悲情、闲情、艳情成为艺术表现的重要内容。     

《春江花月夜》新析

《春江花月夜》一诗自清末学者王闿运,现代散文学家朱自清把它列入宫体诗之后,以后论者多持此见。宫体诗是以宫庭生活为中心的“艳情诗”,诗人张若虚既非宫廷的侍臣,也无宫廷生活的实践,《春》诗更无那种“轻艳”的内容,所以,不能将它划归为官体诗。     

《香奁集》心灵的诗意与美感

《香奁集》因其艳情旨趣，历来成为诗评家争议和诟病的焦点之一，本文从文学的生态环境、文学自身的发展、诗人的性格特征和经历等多方面，质疑了有些论者所持的香草、美人的寄寓之说，肯定了《香奁集》是一部叙写恋情、艳情的个体心灵记录。并进一步从文化的层面揭示其在中国艳情文学史上的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诗歌文本的解析，深入探讨了《香奁集》独具个性的情性之美，肯定其对儒家诗教传统的突破，表现了自然而最具本真色彩的人性光辉。     

韩僵“香奁诗”解析

晚唐诗人韩偃的“香奁诗”曾被曲解成别有寄托的政治抒情诗,但究其实际,确是题旨明晰的艳情诗。“香奁诗”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享乐主义,注重表现官能的刺激,注重传达情色的享受。这种以表达官能愉悦为宗旨的诗作在诗歌史上承先启后,构成了引人注目的“香奁诗”现象。韩倔的“香奁诗”创作具有文化标本的价值,揭示出士大夫文人双重人格的正常性与合理性,对于我们认识古代文人精神世界的多元化很有启发意义。     

论南朝艳情诗女性描写的娱乐化与物化倾向

艳情诗指以华艳辞藻、玩赏心态吟咏女性的诗篇.南朝此类诗作,对汉魏以来传统女性诗歌题材进行了全面的娱乐性改造,也开创了大量新的表现领域.南朝艳情诗的女性叙写,因为失去了伦理教化意味与政治托喻功能,而演变为单纯吟咏美色,体现艳情趣味的娱乐之作.而诗作中泛叙的女性,也因缺乏"人"的个性和情感而沦为物品的聚合体或物化的审美对象.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如诗的神秘的格律派三诗人

闻一多、徐志摩、朱湘三人有许多共同点,也都非常有个性。闻一多可谓为义而献身的爱国诗人;徐志摩可谓为情而生而诗而死的理想主义诗人;朱湘可谓为诗而活的诗人化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