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和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是随时间、空间等条件不断变化的动态概念,它不是一个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数值,而是一个变化的区间。通过恩格尔系数,可以判断何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通过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可以计算出中等收入的上下限。上海在持续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中已产生中等收入群体,并在逐年扩大,运用统计部门的资料,就可以对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中等收入群体情况进行估算。     

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多将按人口排序、收入处于中间水平的中等人群收入,与处于收入分布范围的中间水平的中等收入混同。我国当前的中等收入群体明显处于低水平。农民收入分布则呈现以大多数低收入群体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向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结构转换的过渡性结构。虽然省际差距有所收敛,但中低收入省份净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为零,多数低收入省市的收入位次难以提高。未来应逐步抬高水平较低但又人口众多的收入群体的重心,形成更高水平的橄榄型结构。应加快产业升级,发展高效益现代服务业,实行以投资合作为主导的省际对口帮扶政策,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扩大农民中等收入群体。     

上海中等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分析

从房价收入比看,目前上海的房价处于高位,这对有刚性需求的中等收入家庭形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文章认为：大力提倡中等收入家庭通过贷款方式来购买商品房隐含着不小的风险,特别是对于勉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而言。政府提出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方案目前只适用于保障低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没有纳入保障范围。解决中等收入家庭的住房需要,限价房开发模式是合适的解决途径之一。     

教育失衡与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机理和国际比较

通过梳理理论文献,文章归纳教育失衡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三种机理,即基于低教育水平的"代际贫困循环"、低人力资本与低附加值产业链接、以及低城镇化质量,然后对韩国、巴西及马来西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矫正教育失衡因素的经验和教训进行跨国比较,最后从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与职业教育投入;发挥企业推动作用,提升教育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城镇化质量;继承重教参教的优良文化传统,重拾教育信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五方面提出启示借鉴。     

中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理论内涵与收入结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构建合理有序收入分配格局的战略选择。中等收入水平是一个区间而非绝对值,具有动态性和地区差异性,不宜采用全国统一的标准来界定。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划分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省级地区间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差距较大,东、中、西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上下限均依次递减。我国潜在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约为2.6亿,其中在东部地区就业的中青年是首先"挤入"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应通过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潜在中等收入群体成为现实的中等收入群体。     

论中等收入阶层

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诞生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社会意义,它能增强社会稳定、提高劳动效率,是通向共同富裕的阶梯。现代中等收入阶层的出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人类才能天赋呈正态分布曲线,二是人类创造的产品生命周期按照S型规律发展。社会主义中等收入阶层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的根本区别在于:它由以知识分子为中坚的劳动者组成,不包括剥削者;它的理想型态是上圆下尖的粗胖橄榄型,即更多的富裕和更少的贫穷。认真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     

论当代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要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健康的中等收入阶层,体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在数量上要不断扩大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形成中等收入阶层社会。在质量方面要求中等收入阶层以市场机制为基础获取社会资源。中等收入阶层的发育与壮大需要客观的社会条件。这种社会条件的营造,本质上归于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加速城市化;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以市场分配为主、以政府调控再分配为辅的分配机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努力普及初等和中等教育。     

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见解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但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逐渐凸显.借鉴世界各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相信能够创造"中国之谜"的中国也能通过采取建设有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与创新、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等应对措施,成功跨越这道坎.     

“中等收入陷阱”及中国式化解

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目前的研究中一般将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描述为落入了这一陷阱,这种界定本身尚不严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用人均收入作为判断标准,没有抓住相关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要害。"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国命题的破解要立足中国国情和制度特色,通过培育新的发展动力,以积极应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遇到的新挑战。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策略

收入提升与经济增长在理论逻辑上并不存在二律背反,一些采取赶超战略的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上源于政策失误,因而“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一个伪命题。为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落后国家往往采取收入分化政策提升资本积累率,并努力开拓国际市场获得需求支撑。但是,随着财富积累和收入提升,海外市场的拓展逐渐接近上限甚至开始萎缩,需要转换经济发展模式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政策上需要做好两大战略转化：提振国内需求以实现经济增长引擎由外需到内需的转换,这与收入分配有关;提升竞争能力以实现产业竞争由低端市场到高端市场的转换,这与技术创新投入有关。事实上,一些国家对外转向了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则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对内则转向了科斯的产权定理而实行自由交换政策,导致经济模式和需求结构无法根据形势发展做出相应转变,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相应地,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思维也应做好两方面转换：在发展战略上,重视生产力而非交换价值;在分析思维上,引入权力与结构主义的分析思维。     

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与中国对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和低水平均衡陷阱既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障碍,又是经济起飞的出发点。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程度和质量。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要在对经济发展理论的系统把握和在经济发展实践的动态变化中认知。应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理性处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政策层面,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入,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中国需要理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为实现党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进程中,需要理论创新,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现实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充满迎接中国工业化实现的信心。当前,分析和认识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应从中国面临工业化腾飞阶段的事实出发,不能固守传统的思想体制约束和经济理论误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换和提升,以迎接从未有过的挑战。各级政府应理性地认真地转变自身职能,有效地发挥其从未发挥过的建设现代农业以支撑社会转型的作用。深化高校改革,切实转变高等教育理念,开启智能教育新时代,培养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各行各业的高智能研究型和应用型人才。     

南京城市居民中等收入界定及分析

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但目前对中等收入的定量界定还没有一个十分成熟的方法。笔者借助国内外几种界定方法,分别用主观评价法、比例法测算了南京市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分别预测了2005年2、007年2、015年南京市中等收入者比重,并提出了提高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途径。     

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文章以经济增长动力因素为主线,以"中等收入陷阱"为出发点,研究了中国经济转型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逻辑关系。文章首先结合国家样本和国际经验,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探讨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阐释了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内在逻辑,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必要性;最后,提出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的经济转型路径,包括平衡需求结构、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政府治理能力等。     

中国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研究

在实质性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基于统计数据和A股上市公司数据,首先对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间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行业整体收入远高于其他行业,且差距在持续扩大,其产生的问题已达到了引起警戒的程度。其次从行业地位、公司治理、高收入来源分析了金融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分化背后的原因与机制。最后,根据实证和原因分析,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对金融体系的治理能力,按照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对特许经营行业进行监管,出台引导文件,规范整个社会国民收入分配体系,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之内。     

培育中等收入阶层要普及教育

美国贝卡罗恩大学和中国预防医学院在中国连续十年搞了一个中国人口、经济和营养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稳定地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的数目持续降低的。到八九年、九一年的时候，持续处于中间位置的人，只占原来的80％。九一年、九三年，下降到原来的76％；另外24％的人，要么变富了，要么变穷了。八九到九三年的比重是83％，九三年到九八年，比重为78％，九八年到--零零一年，比重已经下降到76％。也就是说十年以内，稳定地处于中间阶层的人口比例下降了5％。这5％的人要么往上走，要么往下走；而往下走的可能性比较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政策创新研究

我国当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面临五大挑战:一是全要素生产率挑战,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受阻;二是城镇化挑战,城乡二元分割与资源配置效应放缓;三是资源环境挑战,粗放式增长带来资源约束和环境污染;四是国际竞争力挑战,产品竞争力面临比较优势"真空";五是包容性增长挑战,经济增长与公平发展失衡。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预防"高收入之墙"的关键在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是鼓励创新:打造创新驱动新引擎,实现"雁阵式"产业结构升级;二是优化结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打造人力资本"质量红利";三是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向生态环境改善中求增长;四是扩大开放: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构筑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五是改善分配:实现包容性增长,强化分配的调节作用。     

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的萌动和疏离——五大城市城市中等收入阶层政治参与调查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和非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上,已经出现分化,笔者通过电话问卷和实地访谈,对这个变化进行了描述,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在政治参与态度、政治参与行为的诸多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变化,但是同时参与率不高、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冷漠问题。为了促进我国的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在数据、资料分析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完善现行政治体制,鼓励政治参与、发展电子民主,增强政治沟通和培养政治人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