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及其门槛效应

在深入剖析金融结构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从融资结构、银行业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三个层面探究金融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直接融资占比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这一比例应被限定在适度的范围内;过于集中的银行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第一门槛值与第三门槛值之间,中小板与创业板市值占比的提升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正向非线性影响效应。进一步,基于经济发展阶段门槛的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过于集中的银行业结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极影响则持续弱化。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282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在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基础上,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解释力更强;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释放产业结构升级红利的重要传导机制;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数字经济对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获得了更大的数字经济溢出红利。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台商直接投资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槛研究——基于异质吸收能力视角

基于区域异质吸收能力视角,选取江苏、广东、浙江、福建等24个地区1993-2012年20年的数据,创构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指标,采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区域异质吸收能力对台商直接投资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特征与门槛水平,实证结果表明TDI对大陆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作用并且存在地区差异,其主要原因是受限于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度等异质吸收能力影响。     

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路

本文利用1997~2009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现实中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对供给因素、技术水平、需求因素、政府因素、对外开放以及外部冲击等因素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基本结论是,资本投入、需求和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而劳动力数量、技术水平、开放水平中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实证分析结果还表明,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显著的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GMM分析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发展格局中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正面临环境保护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环境规制的实施能否有效促进产业升级?本文利用长江经济带2000—2014年30个主要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升级呈U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会抑制产业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且不断增强时,产业结构水平持续上升;长江经济带总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主要城市依然处于外延式的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发达城市的拐点值小于欠发达城市,相对更容易越过门槛值进而使得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文章分析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升级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机理,基于2005—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利用莫兰指数检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升级的空间自相关性,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测度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消费升级会显著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且区域间的空间外溢效应明显,但地区间的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对此,文章提出通过提高消费者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形成中高收入人群引领消费,促进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因地制宜地提高地区消费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从而增强消费升级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的新机遇,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3—2019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是实现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有效路径,且对产业数字化绿色发展的贡献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助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在绿色金融与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重门槛效应,即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呈“倒U型”关系。因此,建议我国应加快绿色金融数字化转型;构建以绿色金融为核心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化的绿色金融政策,加快构建东部地区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东中西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地方政府竞争对债务投资绩效的影响：效应与机制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策略互动是影响债务投资绩效的重要因素。基于2010—2021年我国30个省级政府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竞争对债务投资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竞争和投资结构错配不仅显著降低了本地区的债务投资绩效,还产生了负向空间外溢效应,并表现出明显的债种差异性,即专项债务对投资结构偏离度的推升降低了债务投资绩效,而一般债务对投资结构偏离度的抑制则提高了投资绩效。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投资绩效受到债务率门槛值的约束,且高财政能力组的门槛值大于低财政能力组。当未越过门槛值时,政府举债有助于提高债务投资绩效;反之,则降低投资绩效。应以改进考核体系、完善债务规模控制、优化债务投资结构等方式加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投资绩效管理。     

节能导向下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的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分析——基于山东省市域尺度的研究

提升能效水平对推动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厘清区域能源效率空间格局和空间效应则是优化区域节能空间的前提。基于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2005-2012年的数据研究表明,山东省各地市全要素能源效率都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整体非均衡性和"点面"分布特征,济南和沿海地区效率值较高。空间互动状态下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口城市化水平对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市场化程度和开放度影响不显著。新常态下提升山东省能源效率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建立效率提升的区域统筹机制,并在营造营商环境和招商引资过程中强化能源和环境约束。     

广西产业结构优化与政府职能转换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大背景下 ,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论题”[1 ] 在理论界和实践上都达成了一致共识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对于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 ,要使其经济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快发展 ,使产业结构较快升级 ,尽快获得规模效益 ,“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发展政策 ,对产业发展予以指导”[2 ]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作为西部欠发达省份之一 ,广西对产业结构调整作出了长期努力。但是 ,过去那种政府直接参与和干预的做法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经济发展需要了。当前的广西虽仍然落后但产业和企业都有了一定的自我积累及自我发展能力。政府管理决策部门应如何正确发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职能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高经济增长效率 ,已经成为理论界和管理决策部门共同关注的现实课题之一     

老龄化、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7-2017年我国31省份(不合港澳台)面板数据,从政府支出视角解析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结论为:第一,老龄化抑制了经济增长,且东部地区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同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明显;第二,老龄化与政府支出通过协同效应会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影响,老龄化的加剧使得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反之亦然;第三,面板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老龄化跨越门槛值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从影响路径看,老龄化和政府支出都会通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两类中介影响经济增长,但两类中介的影响机制存在明显差异.通过人力资本,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通过技术创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政府支出则通过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促进了经济增长.     

我国产业结构趋同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本文通过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选择中的行为分析，说明了地方政府作为行为主体的介入加剧了低效率的产业结构趋同。主要原因在于存在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及其软性行为约束，而改变这两者是极其困难的。解决的办法在于产业选择的市场化和重要产业政策的中央集权，以及加强地区间的合作，以科学的产业选择指标为依据，避免个人主观意志。     

劳动力市场分割、培训机会获取与新生代农民工培训收益率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对提高其就业能力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本文根据调查样本数据,建立Logistic和Stepwise回归模型,在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选择影响因素并对培训收益率进行研究,发现职业培训对低学历者存在"挤出效应",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农民工的培训机会和培训收益方面存在显著影响;与学校教育相比,职业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增长作用仍待进一步提高。据分析,政府必须统筹规划不同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优化配置培训资源;同时,为提高职业培训的效率和效益,必须对免费培训选择性的"提档升级",努力规避培训对低学历的"挤出效应"。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牵引和供给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升级,数字经济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实现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数字经济的影响因素,运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可从四个维度构建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采用2013—2019年省级相关经济变量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3）数字经济通过对生产端和需求端的双重赋能,提升了生产效率,转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研究结论为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为提高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数字经济直接驱动、金融支撑、技术投入驱动和要素禀赋驱动等.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异质性,即上游地区影响较为显著,中下游次之.要强化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需要协调区域发展共同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科研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要素禀赋增强产业升级活力.     

以市场机制推进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失衡的原因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地区间非平衡的发展政策、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地方保护政策以及在这些政策作用下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所造成的。对此,应通过推进体制创新、强化市场观念、调整地区产业结构等措施加以解决。     

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及其产业定位研究

在股票市场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日益显著之际,由于规模小、数量少,西部地区上市公司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尚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也没有充分反映本地区产业结构的特点.为此,要充分发挥股票市场的作用,推动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将经济带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就必须立足于本地区的有利条件,明确上市公司的产业定位,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群体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数字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重中介效应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数字贸易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起着重要作用。本文旨在研究数字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数字贸易通过哪些途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从而为理顺数字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关系提供可靠依据。本文基于2012—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使用复杂中介效应模型方法,设定可测变量,分析了数字贸易在不同因素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间的中介效应,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不但信息化水平,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占比能显著促进我国数字贸易,而且以上变量会通过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数字贸易通过我国R&D强度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我国R&D强度。因此,我国应大力提高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数字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城市地区旅游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旅游业是产业关联性极强的优势型综合产业。城市地区旅游化通过刺激消费、增进就业、促进招商以及集群化发展等路径,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影响。为检验城市地区旅游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该研究采用2005—2019年我国20个旅游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地区旅游化的发展在总体上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类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城市地区旅游化对省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其他非省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却未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鉴于此,该研究提出全力推动全域旅游的展开、加快推进具有区域性影响的重大项目建设等政策建议。     

现行财政体制下金融效率与我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是我国地区产业结构效益差距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章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从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来分析我国地区金融深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由于外部约束与目标函数的差异使得地方政府在金融资源的控制方式、程度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分税制的实施,使面临财政困境的欠发达地区政府加大了对金融部门的干预,从而制约了产业结构效益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