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吴廷栋关系考略

曾国藩与吴廷栋共历嘉道咸同四朝,同为晚清理学的中坚、桐城后学的砥柱。道光年间,他们同师唐鉴,求道问学,相交为友;咸丰时期,声气互通,镇压义军;同治时期,同居高位,规切友朋,成为"同治中兴"的贤辅名臣。他们由医而识,由学而知,在复杂混乱的晚清政治生态中,相互攀援,最终缔结为不二的利益共同体,带来了"理学中兴",改变了晚清儒学原有的格局与谱系。考察曾国藩与吴廷栋的三十二年交往史,有助于观照晚清学术与政治彼此纠葛的诸多面相。     

清季直隶练军述论

清朝同治初年,清政府在直隶绿营中挑选精壮士兵,仿照湘淮勇营营制,编练“直隶练军”。随即各省也陆续仿行,“练军”遍及全国,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在急剧变化的近代中国社会,练军的出现与衰落与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国军制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仅拟对直隶练军略作探讨。     

爱国主义与改革开放的结合 ——魏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魏源(1794—1857)是清代中晚期中国进步思想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齐思和教授在《魏源与晚清学风》中说:“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众望之所归。”“魏源兼揽(?)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子实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     

试论晚清白话报刊及其语言体式

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晚清士大夫掀起了一个广泛的兴办白话报刊的浪潮。它是晚清白话文运动与报刊媒介的结合,表现出启蒙的内容与对新知识的推介。同时,晚清白话报刊也得到当时地方官员的支持,使之不乏儒家的“教化”色彩。在语言体式方面,晚清报刊白话与文言形成了等级关系,表现出与口语和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双重渊源,是中国语言文字现代转型中的重大事件。     

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中的艺术性问题

晚清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存在,是个千真万确的客观事实。然而,这个客观事实,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承认其存在的研究者那里,也未能受到重视。比如,《中国近代文论选》一书前言的作者简夷之先生就既正确地承认了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存在,又说这种理论“不怎么高明”。那么,晚清革命派的小说理论究竟如何呢?就是说,是真的不怎么高明,因而不应受到重视呢,还是相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研究晚清革命派小说理论各个方面的内容。本文就是试图对其中关于小说艺术性的思想进行分析,以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     

张之洞与晚清科举考试风气

晚清科场考官是主宰科举考试风气的要角,突出代表者即为张之洞。同治六年,张之洞出任浙江乡试考官,不仅注重首场文体的醇正,而且重视二、三场文体的命题和取士,极大地推动了晚清科场的古雅风气。此后,他又在湖北学政任内倡导经解之学,开办新式书院,成为晚清学风转向的关键。从同治六年至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出任科场考官之际,选编《江汉炳灵集》、《轩语》等科场书,在论文论学方面侧重教士而非讲学,对各类科举文体逐一指示门径,既便于初学者揣摩捷径,又能为中上之才说法,反映出晚清选才取向与科场风气互动影响的新局面。     

晚清留日群体与民族主义在中国小说中的兴起

晚清留日群体将民族主义引入中国小说.这一变化给中国小说带来深刻影响——它为中国小说实现其地位的历史性突破创造了契机;它体现了中国小说主题现代转换之一个方面;它为中国小说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当代之“道”.与此同时,民族主义因其作为世俗能量的实质及其中国化后的诸多偏见与缺憾,又很难成为小说之文化方向与终极意义供给者.重国家而轻社会、有国民而无个人,这是晚清留日群体民族主义小说写作之关键症结.     

评《晚清政治研究》

鸦片战争促成了中国的一大变局,即时人所说的“千古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奇局”。古老的中华帝国经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动荡和变迁。面对亘古未有的社会转型,晚清统治集团发生了激烈的分化、变化、不同的政治人物怀抱不同的心态,作出了不同的回应。赵慧峰撰著的《晚清政治研究》一书,注意视角的多维,对大变局中的晚清政府、晚清统治集团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研究和具体、细致的分析,得出了新颖、合理的结论。尤其是在以下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清新的印象。第一,展示晚清政权、晚清统治集团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跌跌…     

晚清文体革命与日本启蒙文学

日本启蒙文学的口语文体，使晚清文体革命以平易畅达 为取向；明治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雄放隽快、激情澎湃之文风，有助于晚清新文体纵横捭阖 、舒卷自如、情感激扬风格的形成；日本启蒙文学现代语汇之输入、借用，增强了晚清新文 体创构的现实可能性；新文体“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特性与日本启蒙文学驳杂 的文体相关。     

晚清白话报与民间文学——以《安徽俗话报》为例

一、维新与革命 :晚清白话报之兴起中国现代报章、杂志刊载民间文学作品 ,源于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歌谣选 (1 91 8年 ) ,及稍后独立发行的《歌谣》周刊 (1 92 2年 )。其实 ,早在一八七六年 ,在上海创办的《民报》 ,其发刊词曰 :“此报专为民间所设 ,故字句俱如寻常讲话”① ,此报的创办 ,首开中国白话报之记录。及至晚清 ,各派政治势力出于宣传其政治主张争取民众或启蒙民众的需要 ,分别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着笑话、谚语、弹词戏曲及仿作歌谣等类作品。维新旗手梁启超主张用弹词、歌谣等通俗文艺形式编著《孔子立教歌》、《劝学歌》、《爱国歌》、…     

启蒙回转与审美召唤——关于晚清至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启蒙一直是中国未竞的事业,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追求,但审美在中国现代性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表现出启蒙与审美的博弈,这种博弈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思考,也体现了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文学”界说的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文学定位从“经国新民“到“游戏的事业”,文学功用从“文以栽道”到“美术之文”,文学范围从“杂文学”到“纯文学”.“文学”界说的发展衍变体现出中国现代性带有内在矛盾性的发生发展.     

退出-呼吁机制与晚清宪政改革的失败

晚清宪政改革可以视为“中国由传统权威政治开始向近代民主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也是近代中国谋求政治发展的最早尝试”。晚清宪政改革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革命取代了立宪?本文运用了赫希曼“退出_呼吁机制”理论重新审视晚清宪政改革。     

八十年代以来的晚清重商主义研究综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经济改革开放,探求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日多,晚清重商主义研究即属其一。除以重商名义发表的文章外,同时还有论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对晚清重商主义进行专门的论述。重商主义相对于中国行政系统长期推行的“重农抑商”思想是一个转变,本文尝试对其做一个粗略和简要的述评,以把握晚清转型时的政治经济思潮的转变。一、晚清重商主义相关问题的研究1、关于重商主义的含义。大多研究者都把重商理解为重视商业之意。在此基础上,宋宁指出:“重商主义”思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以王韬、马…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

晚清“诗界革命”以来的近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处于变革时期的产物,它不仅留下了一大批带有变革倾向的作品,而且开了后来“五四”现代新诗的先河。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诗坛,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变革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重论胡适的新文化运动观

胡适曾多次表示他喜欢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一名词,来表述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体验与看法.胡适喜欢“中国文艺复兴”这个题目的起因来自《新潮》的英文刊名,而它的历史根据主要有三: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的诞生是对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的“有意识”的复兴,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类同;中西两个文艺复兴运动,都体现了“一种对人类解放要求”,反映了个体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而中国人的思想或人性的解放,所凭借的强大精神武器应是“赛先生”即科学精神或科学人生观,与“德先生”即德莫克拉西或人文主义所结成的坚固思想同盟.胡适对中国文艺复兴的贡献是独特的,是不可取代的,然而他对其历史局限认识不清又是一种遗憾.     

晚清理学复兴的经世意蕴

理学经世的特质在于经世寓于修身之中，而修身成于经世之时。理学经世与同治中兴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晚清理学凭借夯筑程朱修身之学以守道救时，治体层面致力于恢复君臣共治以尝试打破皇权的乾纲独揽，治法层面并不倚重官僚行政技术，而是注重兴起教化以重建地方秩序。在洋务实践中，理学经世秉守道义重于强权的价值关怀，使得晚清中国没有走上近代日本的军国扩张道路。     

《公司律》的颁行及其时代效用——晚清因应现代性挑战在立法层面上的首次尝试

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清政府“工商立国”提供制度、文化上的支持,于是,晚清新政开始了最具历史意义的修律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法律制度.在晚清“挽回利权”、“先定商律”思想的指导下,1904年《公司律》出台.虽然这部中国立法史上的首部公司法“顾草创之始,难语完备”,但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它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它的颁行,标志着经济自由、经济平等在中国的第一次确立,推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的形成.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

１８４１年辞世的龚自珍何以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驱？这是因为：其一，龚自珍在晚清由古文经学转向今文经学，大力倡行经世致用的学风和指陈时弊的议政风气，开启了晚清“议政”的一代新风。其二，龚自珍对晚清社会全方位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改革的热切呼唤，振聋发聩，惊世骇俗，警醒了世人，激发起后人的改革热情。其三，龚自珍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对人才和人之个性的压抑束缚，追求精神解放和个性解放，成为中国近代“主变敢逆”启蒙思想的先导。其四，龚自珍抱负恢奇，才气横溢，他的思想更具冲击力和感召力。因此，称龚自珍是中国近代之初的“但丁”，他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