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婚恋生活与小说创作的相互影响

鲁迅的婚恋生活和文学创作无不贯穿"文学是人学"的理念,成为文学创作的生命与动力。鲁迅一生与三位女子有过爱情纠葛,分别是琴姑、朱安和许广平。她们在鲁迅创作生涯中留下深远影响。无论是初恋、"礼物"还是"真爱",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相互影响都不可忽视。他的婚恋生活不仅改变人生,更促使他创造现代文坛巨大成就。     

国家转型、主体性与文学的作用——重思“左翼鲁迅”

正如不能把鲁迅走向左翼的选择简单解读为"遵命文学"一样,也不能简单地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来概括鲁迅的"左联"实践。鲁迅与"左联"的纠葛,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选择是具有目的理性色彩的社会行动,其中承载了他试图寻求组织化力量以革新社会的愿望;同时也呈现了其深刻甚至超前的主观理性与通过建构强大现代国家以制定良善制度的客观理性之间的分歧。从此种分歧中,我们不但能发现鲁迅进入到内部去展开批判和抵抗的、"横站"的左翼立场,也能够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必要性和复杂性。虽然"别求新声于异邦"的鲁迅对于近代以来所发展出的制度文明的领会不够确切和深入,但他对主体性的重视以及由此发展出的特别的文学,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仍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竹内好的鲁迅论:一种着眼于存在之基本问题的现象学式的解读

竹内好的鲁迅论从根本上来说是现象学式的。他从"无"的根源出发将鲁迅定义为自觉的文学者。在他那里,这个所谓的"无"对鲁迅的文学及其整个文学性的存在本身来说始终具有一种根源性意义;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只是在对各种形而上学观念和意识形态实施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悬搁之后,或者说是在抛弃了这些东西之后,鲁迅文学才真正获得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这种悬搁或抛弃同时也意味着对自身当下现实的整体性承担。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就是在这种抛弃与承担中形成了关乎其自身之存在的文学者气质,并在种种现实性论争中使他那生成于"无"之本源中的文学,获得了其真正的具体现实性存在。同时贯穿在其整个鲁迅研究中的,是竹内好对文学本身之存在本质的一种具有存在论深度的现象学思考:只有当其在一种存在论-现象学的意义上是由存在本身来规定并由此而与之有一种内在的本质关联的时候,文学本身才是可能的。这一点在竹内好的鲁迅研究中始终具有一种主导性意义。     

“无文时代细论文”——论郜元宝的文学本位批评观

郜元宝的鲁迅研究,紧扣"立心",指出鲁迅以"文学"为事业,以"语言"做载体,以"文章""化"人。受鲁迅感召,郜元宝形成了以文学为本位的批评观,并发展出特色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式批评,即评论当代文学会自觉联想到鲁迅,时时回顾鲁迅之言,对照鲁迅之行,以这种"活用"的方式参与建设鲁迅传统,以鲁迅传统之月,照当代文学的千江之水。鲁迅的文学不仅是他的研究对象,更是他进行当代文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尺。而他实现文学本位批评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聚焦新文学语言,关注语言问题。郜元宝以"音本位""字本位"为切入点,详解当代作家语言构成,指出南方方言因更不易"言文一致",反而存在更多可能性。     

鲁迅爱情哲学思想论略

鲁迅作为现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文学巨匠,其独特的爱情婚姻一直是热点话题。为回应自媒体关于鲁迅爱情婚姻的各种非议,文章系统梳理鲁迅爱情婚姻的思想与实践,以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鲁迅在青年时代被迫饮下的婚姻苦酒,浸润其爱情哲学思想独具一格：恋爱双方“都要真的神往的心”,爱情是精神之恋与肌肤之亲的完美融合,婚姻家庭应该是爱情的自然延续,文明社会中一夫一妻最为合理。     

关于鲁迅在辛亥时期几个史实的辨正

辛亥革命是鲁迅所“亲历”、后来却又是使他感到“更寂寞更悲哀的”事件之一。这一段从革命爆发时曾使他“高兴得很”、到失败后甚至“不堪纪念”的经过,对他前期思想的发展颇有影响。因此在有关鲁迅生平或传记等著作中对此均有论述。但是,由于当时鲁迅基本上没有从事专门的文学活动,而现存的公开发表的《日记》又是从1912年5月才开始;加以相隔年代较远、有关文献又少,这就为研究工作者带来了一些实际困难,在论述和分析时难免有     

怎样驱除婚内寂寞

大多数人认为独身男女才感到孤单,经常受到寂寞空虚的折磨,已婚者,尤其是婚姻生活美满、爱情关系良好的,不会有此种感受,事实却不尽然。 美国一位著名婚姻问题专家指出,即使在最和谐的婚姻中,已婚男女都一样会不时感到寂寞。而此种     

中外文化思潮与鲁迅文学本质观的历史发展

文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现在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是“愈到现代愈复杂”。因此,西方的一些美学家干脆说:“艺术不能下定义,艺术的本质是弄不清楚的,思考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当代文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趋势还是一再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为了给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一个解释”(郭沫若语),我想,听听鲁迅的意见,探讨一下鲁迅文学本质观的发展史,一定是有意义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和他的好友许毒裳就经常研讨下列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三个问题的提出,     

直面人生的个性化写作——论鲁迅对师陀创作的影响

师陀在文学群体"亚政治文化"特征明显时登上文坛,没有归附任何文学流派.然而,他游走于左翼和京派边缘的创作姿态背后,深藏着对鲁迅个性主义思想的继承和由此而来的对文学创作独立性的坚守.师陀重继鲁迅启蒙一途,并承继了鲁迅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他的作品直面、反省、批判国民精神的弱点,特别是暴露被虚幻面纱所掩盖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病象,延续并深化着鲁迅作品中对某些问题的批判与思考,力求触及文化的深层缺陷,大胆而尖锐地呈现出独到的见解.     

时时反顾的精神家园──鲁迅故乡情结探窥

鲁迅是一个离却故乡,走进"荒原"的"独行者",又是一个时时怀念、眷顾故乡的游子。从1898年鲁迅17岁离开绍兴赴南京读书起,除了1910-1912年在家乡任教两年和1919年的一次短暂的回乡搬家外,鲁迅就再未回过故乡。可以说,他的一生是漂泊的一生,他是一个失却家园的游子。但是,鲁迅在其孤独、痛苦的精神世界中,还是为自己找到了一块温情的、诗意的空间──故乡。鲁迅心目中的故乡,是他平衡心灵冲突的域阀,慰藉情感寂寞的梦幻,缓弛精神焦灼的清醇,是他精神家园的写照。"作为一个二十世纪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知识者","价值上早已告别了'故…     

鲁迅文学观的发生与日本文学经验

鲁迅留日时期弃医从文,开始思索以文学改造民族灵魂的问题,倡导并坚守为人生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这一文学观是在多重合力所形成的语境中发生的,制约性因素颇为复杂,其中耳濡目染所体认到的日本文学经验则极为重要。日本政治小说观经由梁启超使鲁迅逐渐消解了内心深处文学与科学间的紧张,相信文学能传播科学以作用于现代人生;夏目漱石的"余裕论"和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在鲁迅那里形成一种结构性力量,规约着他对文学为人生之范围、程度问题的思考与言说,即不超越艺术底线而妄谈文学为人生。鲁迅反感"破理显实"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至于放逐了自然主义所置重的性爱描写,关注"人间苦",现实主义成为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同在的为人生的启蒙文学形式。     

《呐喊》在鲁迅文学中的地位--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

鲁迅涉猎过多种文体,其中以杂文、小说影响最大.但学界有一种倾向,认为鲁迅的后期杂文比早期的小说创作更为重要.本文对此展开了论辩,认为鲁迅在"创作"的意义上,一向坚持认为小说和散文是他创作的正宗.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又明显地倾向于推举《呐喊》.《呐喊》在鲁迅文学中所占的地位最为关键.     

世界而非东亚的鲁迅——鲁迅与法兰西文化谈片

鲁迅对文艺复兴以来拉丁语系的意大利和法兰西文明的认识,其系统性和深度明显超过他对东北欧诸弱小民族(主要是斯拉夫语系文学)的译介。鲁迅关注法兰西文明,重点在文艺,也兼顾科学技术、政治历史和思想学术。他关心法国现代科技背后的人文思想,反思"法兰西革命"之后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关心当代法国政治(包括法国在北非殖民地的政策),留意法国文化人的政治立场,从中获得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益的启迪。鲁迅并非法国文学专家,也不通法语,但他毕生关心法国文学,零星的译介积少成多。他对卢梭、雨果、波德莱尔、罗曼·罗兰、法朗士、安德烈·纪德、德哥派拉等法国作家的理解相当深入。他在现代创作版画方面的"拿来"和"送去",更是中法文艺交流史上辉煌的一页。梳理鲁迅与法兰西文明的关系,有利于突破过去将鲁迅囿于中国或东亚的狭隘视野,更清楚地看出"世界鲁迅"的大气象。     

高长虹诗文散论

莽原社的“奔走最力者”二十年代活跃在北京文坛的《狂飙社》的主要成员高长虹,在湮没半个世纪后,近年来又为人们所忆起。1981年以来,《新文学史料》、《晋阳学刊》、《山西文学》等刊物,相继发表了一些回忆、介绍高长虹的文章,扩大了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高长虹是在“五四”退潮时期,带着满身创伤,含着血泪“闯入”现代文坛的。1924年,他离开政治黑暗的山西,到了北京。他没有机会进大学,学习科学与艺术,又不能忍受精神的寂寞与痛苦,遂在困境中,联络友人,从事文学“狂飙运动”,并有幸得到了鲁迅的关怀培养。他积极协助鲁迅筹办《莽原》周刊,每期几乎都有他的作品。他奔走、呐喊,或孤军     

鲁迅阐释的空间与限度——以《野草》为例谈鲁迅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

鲁迅研究的阐释空间的创新性是无限的,鲁迅学术阐释科学性规范的"度"是有限的。20世纪之后,先后有研究者另辟蹊径,从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爱情视角,对于《野草》中或十余篇或全部的散文诗,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阐释。这种爱情视野的阐释的成果,为我们的思考既要如何打破习惯思维限囿,扩大鲁迅阐释的视野的同时,又如何做到坚持文学阐释方法论的科学性之间的平衡,提供了进一步拓展的思考空间和进行学术研究方法反思的可能性。     

近代文化视域中的鲁迅思想解读

鲁迅思想的形成有着极为深远的近代文化和思想背景,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它放在近代文化背景中考察,而往往是置于"五四"新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明显形成了理解鲁迅的文化误区,这是造成误读鲁迅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今天的读者难以读懂他的作品的主要因素,即使鲁迅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也经常因为对鲁迅的误读而产生了对其思想的不理解.所有这些因素,增加了鲁迅本人的"孤独感"和"寂寞心态".我们要想真正解读鲁迅,就须把他的思想置于近代文化视野中去透视.而其在新文化启蒙背景中的文学作品又恰恰是对他早年留日时期形成的近代"忧患"理念的形象诠释.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     

非文学的文学家鲁迅及其转变——竹内好、木山英雄以及汪卫东关于鲁迅分期的论述及其问题

竹内好和木山英雄都以鲁迅世界中主体沉没与否作为划分前后期的根据,但在划分的时间界点上存在着分歧:对于"呐喊"与"随感录"时期是属于界点之前还是之后存在着不同意见。竹内好忽略了"呐喊"时期鲁迅写作中"主题性"时有时无的问题,而木山英雄则过分关注于"呐喊"时期的"寂寞"性问题。汪卫东试图弭平这两位的分歧,提出了"第二次绝望"的分期法,认为1923年是鲁迅蜕变的一个关键时刻,此后鲁迅开始朝向其反抗绝望的文学行动——杂文进军。这三种分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其实鲁迅一生的痕迹是从留日时期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时代经过一个大的"之间"而走向反文学的杂文写作的时代。这个大的"之间"是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呐喊·自序》《希望》的写作并最终抵达《写在〈坟〉后面》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正是鲁迅扬弃虚无世界像而朝向虚妄世界像逐渐转变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才逐渐形成了其"留白"的美学观,而这构成了其杂文写作的前提。     

鲁迅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探析

鲁迅形象的"政治化"诠释或者"去政治化"解读,源自于学者们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根本误读。鲁迅没有秉持"文学脱离政治"的浪漫幻想,也没有希冀"文学驱动政治"的黄金时代,而是深入批判了"文学依附政治"的传统陋习,进而揭示了文学本质与政治话语的内在歧途。依据鲁迅所开启的政治新视阈,消除统治阶级争夺"一把旧椅子"的革命幻象,亟待澄清三个层面上的"是非"问题,一是国人权利保障而非等级特权,二是国民人格健全而非奴性心态,三是民众成为政治主体而非统治对象,才能真正瓦解中国专制王朝的"超稳定"循环。     

语图符号学视野下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

鲁迅文学的图像演绎模式,主要包括反抗式、颓废式、温情式三种。具体来看,鲁迅作品主题和封面图像相互文,封面图像超出了外在的装饰功能,具有阐释文学主题的功能,并与鲁迅的精神世界相联系。鲁迅的图像观影响着鲁迅的图像叙述实践,作为文化图像的"山海经"和作为政治图像的"幻灯片"促成了鲁迅关于图像的两重认知。同时,鲁迅的图像情结和他的文学事业有着紧密的联系,图像构成鲁迅文学的另一种讲述方式:一是对于图像价值的充分信任和肯定,二是对于文学叙述的图像化尝试,鲁迅的文学创作通过图像艺术不断地外化和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