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地与地方社会——以清代山西“丁归地粮”案为中心

现有的研究在制度层面上揭明了清代摊丁入地改革的基本进程,而对制度落实到地方社会时发生的具体情况则缺乏研究.山西“丁归地粮”的案例分析显示,对摊丁入地的研究,除了要把握制度上的因革,还需要考虑当地原有的赋税体制,以及因户籍身份或职业等所产生的不同赋税利益群体,同时也要注意州县内乡里间存在的差别.摊丁入地在地方上的推行是否顺利,往往取决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势力角逐.     

清代地方公共事务中的国家与社会——以湖北省交通碑刻为中心的研究

文章以清代湖北的交通事业为例,将清前期和中后期交通设施的经费和管理进行了对比,发现:清前期湖北交通设施的修建存在官民合作的模式。在这种官民合作的模式中,官府处于强势的地位。清中期以后,地方士绅在交通事业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地位也逐渐开始提高,但交通设施的兴建依然离不开官府的支持,管理上同样要受到官府的监督和干预,并没有完全摆脱官民合作的模式。这说明,整个清朝时期的社会并没能真正独立于国家之外而存在。     

论清代的地方法规：以清代省例为中心

在对中国传统法制的研究中,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立法长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方面因为秦汉以降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使中央立法成为全国通行的规范;另一方面,作为这一观念的伴生物,传统史料以反映中央法制状况为主要内容,也使人产生帝制中国中央法一统天下的立法一元主义印象。随着法制史研究逐步由立法推展到司法实践领域,地方官府在法制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与中央立法的关系、乃至中央一地方关系的复杂性,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     

论清代的疆域统合与地方政制变革——以东北地方为讨论中心

有清一代,伴随着中华世界秩序的崩溃和满族统治者对中国认同的加强,东北地方在清朝的疆域构造中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变化;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入侵从内部、外部两个层面侵蚀着中国传统国家认同,传统国家认同趋于瓦解。为达到统合东北边疆、重建民众国家认同的目的,清王朝采取了变革东北地方政制的办法,其中包括变革官制,实行地方自治,变革财政、教育体系等内容。综合来看,东北政制变革是清朝重新建构或修补自己的以民族为界的多元型帝国构造、确认主权领域范围的重要举措,是清朝再次界定旗人与民人的关系、抛弃以往让各族群互相牵制的政治体制和统治策略、彻底放弃满洲民族政权性质的标志,最能够体现清王朝再建国家认同、强化疆域统合的意图。     

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

面对1918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围绕山西鼠疫的防治,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

文章着重讨论了清代江南地区的社区赈济活动 ,尤其对以都图里甲庄圩乡镇等为单位的小型社区的赈济加以时空上的勾画。在此基础上 ,通过考察社区赈济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基层社会构成等之间的诸多联系 ,折射出清代江南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倾向以及基层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的大致轮廓。研究表明 ,社区赈济之所以在江南地区长期存在 ,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能够与地方社会各种资源相互融合     

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以科举宾兴为中心

清代科举宾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     

从方志看清代后土信仰分布的地域特征——以山西地方志为中心

“后土”信仰起源于古代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对土地的顶礼膜拜。官方对后土的祭祀始于商,在明代之前历代皇帝都把它列为重要的国家祭祀,明清之后开始衰败。在清代的山西昔日无比荣光的地母神已经萎缩到了以晋南汾阴后土祠为中心点的山西西南部的狭小领域里,作为地母符号的后土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淫祀之禁与汉代地方社会

汉代淫祀之风盛行,对汉代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礼仪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些有识的政治家和地方官吏竭力主张禁绝淫祀.淫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产生和沿袭有其自身规律,加之其与地方社会有着利益上的纠缠及难以逾越的时代藩篱等因素造成两汉淫祀屡禁不绝.     

清代山西城市发展特征初探——以江苏省为参照

以城市史为观察视角,参照近代以来开埠城市较多的江苏省模式,清代山西城市发展呈现出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属内城市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与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相比,却略显滞后,区域经济间的不平衡性比较明显。二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属内主要城市兴办了一些近代化项目,但与沿海沿江省份相比,却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三是近代以来的城乡关系虽比以前呈现出一定的流动性,但由于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其应有的聚集功能远未发挥出来。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清代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的农田保护与社会生态——以蚝壳带的个案为中心

清代珠江三角洲在农业大发展的同时,面临环境更为恶化的局面。对珠三角沙田区地下的蚝壳带的挖掘,一方面是人口和农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危及农田与水利设施,引起民间冲突。在蚝壳带的挖与禁之间,说明在环境保护中存在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     

基于程序的清代地方救灾结构分析——以晋东南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古代救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报灾、勘灾、审户、赈济等环节的较为完善的救灾程序,这些制度保证了救灾的规范有序和行之有效。从晋东南方志记录的情况来看,虽然程序的规范对于提高救灾水平和防止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同时,机械、刻板的程序也影响救灾的效率,对此,地方官员在救灾实践中不拘成法,因地制宜地积极应对,在程序与效率中寻找动态的平衡。此外,面对灾害,政府部门常常难以作出迅速的反应,这里既有政治生态的问题,同时也存在通讯交通不畅及其它复杂的情势,但归根结底关键是人的问题。救灾实践证明,若能做到防患未然则胜于亡羊补牢。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清代中后期经学家的戏曲观——以焦循与俞樾为中心

焦循与俞樾戏曲观的基础是性情说。以性情为根据,他们描述了文学、文体的发展脉络,戏曲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从而使戏曲的存在获得了学理上的依据。二人又视戏曲为学问并进行研究,且俞樾的戏曲创作将知识学问及对现实问题的思考通过戏曲这一文体展示出来,体现出教育普及与救亡图存的倾向,在客观上拓展了戏曲教化的范畴,对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的理论与创作起了先导作用。     

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

在清代,由于行政经费的匮乏,在州县一级始终存在着一种由州县官所支配的独立财政。它的存在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也有利于州县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清廷对此由痛诋转为默认。但州县独立财政毕竟是一种税外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田赋税率名义上较低,但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百姓的承受能力。清廷徒拥轻徭薄赋之虚名,不肯正视财政问题,听任非正式财政正式化,显示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