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与成熟的都市社区不同,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结构转型具有自身的本源性特征,其演化逻辑深植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与此同时,村改居社区内生的传统性与现代城市化建设导向之间存在矛盾的一面,并引发了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相关困境具体表现为:治理主体权、责、利分离;治理制度规章落实不到位;社区共同体内在凝聚力不强。推进村改居社区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打造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承接机制;畅通治理过程的互动渠道;打造社区共同体生活世界的平台,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共建、共治与共享的治理愿景。     

实施“村改居”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要求与路径

实施“村改居”,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是转方式、调结构的现实需要,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潍坊市奎文区在实施“村改居”中,遵循因村制宜、分类指导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基础,公开公正、依法操作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保证,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是搞好“村改居”工作的核心的基本要求,确立了“三改四化”的推进方案,即实施城中村改造、农村集体资产改制和“撤村设居”三项改革,实现社区建设多元化、管理网格化、服务信息化、党建区域化的发展模式,实现了由“村”到“居”的体制转换,全面提升了社区管理服务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心城区实际的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管理社区化、服务均等化、城乡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新路子.     

“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治理——以江苏南通十总居社区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村改居"社区中的邻避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势必影响到"村改居"社区的治理甚至社会和谐稳定。"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的产生,既有居民个体的原因,也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方面的原因。要有效治理"村改居"社区邻避冲突问题,在理念层面要注重政策之"公"和社区营造;在制度层面要完善民主参与、风险评估和利益补偿等制度;在机制层面要适时合理地选址、规范利益主体间的行为互动等。     

"村改居"和增进城市特质

文章将“村改居”放在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村改居”使完成了居住地转换和职业转换的人们获得了制度化的确认,但是“村改居”并不是城市化的终点。必须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使“村改居”社区不断增进城市特质,从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贯彻平等原则,扶助弱势群体,创造祥和的社会环境让人们可以去努力创业、发展,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建及其意义

中国在城镇化发展中,许多农村社区正在经历社会生活秩序的改变与乡土团结的动摇,特别是"村改居"的推进所产生的问题,不仅仅是化乡为城,化农民为市民的直线过程。"村改居"最核心之"改"应是"公"与"私"之间的意识转换即"公共性"的重构。追溯"公共性"理论,其可划分为侧重于"共同体"的"公共性"、侧重于"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和侧重于"公共参与"的"公共性"。"村改居"应是重建社区共同体、形成公民道德、建立公共参与的社会进程。"公共性"的重建有利于"村改居"进程中农村社区归属感的增强、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公民参与的激励,对于农村社区社会凝聚力的维护、农民自组织的萌芽和农村社区治理具有促进作用。     

社区“微自治”的两种逻辑及其优化路径——基于苏州市S街道的案例分析

社区“微自治”作为一种微单元内的精细化治理模式,是对社区治理的延伸与发展。苏州市高新区S街道在推进社区“微自治”过程中分别采用了居委会主导(行政逻辑)与社会组织主导(自治逻辑)两种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国家创制社会与国家培育社会两种不同的治理意图,相应地形成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与此同时,社区“微自治”也出现了异化效应：如治理精细化导致社区居委会结构“复杂化”,指标驱使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化”,社区精英主导导致治理“寡头化”,多元利益掣肘导致力量“离散化”。社区“微自治”不同效果及异化效应揭示了行动结构与功能输出之间的因果性关联。因而,需要从体制、机制层面,优化社区“微自治”的运行环境,提升其治理效果。     

城市化背景下的老年人社会网络规模研究

该研究利用山东省烟台市的数据,探讨了“村改居”前后,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变化情况,同时分析了影响老年人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各种因素。研究发现,“村改居”过程对于老年人的地缘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并且老年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表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同时老年人的学历、收入和社会参与水平,是决定老年人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     

村改居社区及其问题:对城中村城市化进程的反思与改革

城中村改造回迁安置工作旨在改善城中村居民生活状况,提高改居村民收入水平,加速城中村"再城市化"进程,由于政府的"越位"规划与"错位"治理,导致大多数村改居社区在建成之后因为得不到有效的制度引导与可靠的政策保障而不同程度地陷入一种"无序"和"失序"的状态。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改居村民不仅面临"再贫困"危险,还因为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而始终处在不断"边缘化"的尴尬境地。因此,秉持新型城市化发展理念,重新审视城中村改造转型发展的推进路径,宜从政府强力推动向优化村改居社区规划空间布局转变;以大拆大建为核心的城市化向拆建管并重的城市化转变;从权利义务失衡型向需求型和自治型转变;从"生存型"社区向"发展型"社区转变。深化村改居社区治理机制综合改革,促进其与城市社区对接并轨。     

社区治理:对“社区失灵”的理论与实践的思考

在社区的公共管理过程中,常常出现管理“失灵”的现象。造成“社区失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危害也是不一而足的。本文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社区失灵” 的表现、成因和后果。文章认为,矫正“社区失灵”的选择是实施社区治理,因为当前的“社区失灵” 主要是由于社区治理的不到位,文章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     

社区研究的三种理论取向述评

本文详细回顾并分析了近年来社区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三种理论取向：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分析认为,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社区建设的变化,但却无法透析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虽然是近期的“时髦词汇”,但它更多是作为组织框架而非解释模式,缺乏“指向性”；而社会资本则存在循环论证的缺点和“概念泛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理论的和实证的研究明确其基本内涵.     

风险防范与危机抵御：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及其实现

社会的“不确定性”让社区承载了更大的治理压力,也要求社区治理展现出更强的体系调整能力和更可持续的治理效能。本研究通过对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的社区治理实践总结,以防范风险和抵御危机的功能面向对在社会“不确定性”情境下的双重社区治理模式予以归纳提炼;并以此为基础,针对二者在实施、串联和调整过程中展现出的问题,以社区协商为方式和理念,探索以两种功能共存为特征,即面向“不确定性”的社区治理模式实现路径及其建构的可能。     

城市基层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型:对于一个街道社区的个案研究

随着社区建设的深入发展,居委会层次上的社区建设已经告一段落,实际上,这项重要的改革正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街道层次上的社区管理模式的建立。在对北京市LG社区进行个案调查的基础上,对街道层次上的社区建设内容进行描述可知,该社区管理模式的改革是对社区建设的发展和深化,是对“街居制”全面改革的第二步。它代表了基层民主管理扩大的趋势,体现了社会管理中的治理理念,更加与发达国家城市管理体制接轨,体现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特点。     

社区安全文化建设探讨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影响社区安全文化的各项影响因素,探讨社区安全文化培育的思路。本研究中采用了李克特量表法设计调查问卷,通过发放问卷,对社区进行调研的方式,取得相关数据,并通过采用统计学中的结构方程模型(SEM)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提出,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管理因素对社区安全文化都有着重要影响。在社区安全文化建设中,要全面考虑上述诸多因素,从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安全宣传、安全投入,全员参与等方面全面采取措施,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

社区治理的本质与社会资本的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二者存在着结构性依赖和关联。社区治理的发展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作为基础,来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研究社区治理问题,要求我们引入新的分析视角和范畴,将作为民间参与网络和互惠信任关系的“社会资本”引进对社区治理的分析,着眼于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智慧社区建设的“社区性”——基于技术与治理的双重视角

智慧社区建设体现了信息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结合,但其社区属性却常被忽视。从技术应用和社区治理的双重视角出发,基于一项社区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社区治理水平影响了智慧社区建设效能,社区参与则能够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社区治理提升智慧社区建设效能。这两种效能提升的“社区性”路径都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智慧社区项目的需求。此外,虽然居民数字能力鸿沟是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但社区参与和数字能力形成的“互补性”对破解“数字鸿沟”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强调需求导向的智慧社区建设中,重视社区参与、社区治理等“社区性”元素,能够提升数字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普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