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院委托调解

法院委托调解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为了激活调解资源、吸收社会力量解决纠纷、实现良性诉调对接而进行的一种创新,其直接的法律依据是<调解规定>第3条.法院委托调解兼具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的属性,关键要注意"四个合适":将合适委托调解的案件,委托给合适的调解机构,采用合适的调解程序,赋予调解协议以合适的法律效力.法院委托调解具有值得信任的一面,也有不值得信任需要警惕的一面.中国当前尚不具备人民调解前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法院委托调解为契机,建立附设法院的调解,是中国诉前调解前置的可行办法.     

民事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在诉讼时代面临着挑战,行政调解被司法机关漠视,调解与审判的结构关系未能理顺,现行的各种调解制度“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力。法院应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建立对法院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实现法院调解与法院外调解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衔接,同时,应尽快出台《民事调解法》。     

社会结构紧张视域下“大调解”对法院司法的影响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结构性紧张的风险时期。"大调解"与法院司法之间也存在着结构性紧张问题,而时下强化以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为主要内容的"大调解",在社会纠纷总量控制方面已经失败。此种结构紧张局面形成的原因在于:立法上,制度供给不足;政治上,过于强调权力的单边治理;观念上,陷入了精英主义的泥潭。按照纠纷解决学之逻辑,破解此种结构紧张的出路在于:从长远看,在顶层设计中,应以法院司法为中心构造中国纠纷解决机制;在近期安排中,法院要坚持保守的司法能动主义,服从并配合党政机构集中资源解决社会纠纷。     

在线解决纠纷机制的类型化研究

为了区别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人们把在线解决纠纷机制(O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对应称为在线协商、在线调解和在线仲裁。ODR机制是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解决民事纠纷,纠纷解决程序打上了网络信息技术的烙印,因此ODR的三种纠纷解决类型在启动方式、运行条件、运行规律以及裁决结果的效力等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法院调解保密原则研究

作为我国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调解以其灵活、便捷、低成本和社会效果好的特点,在我国民商事审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法院调解保密原则是调解问题的核心,它要求调解过程不公开,以促进当事人之间能够通畅交流,从而建立当事人对法院调解的信任,确保调解过程顺利进行.美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均对法院调解保密原则做了详尽的规定.我国立法中虽规定了调解的信息保密原则,但调解保密性的立法与实践与法治发达国家仍有一定的差距.是故,为保障法院调解的顺利进行,塑造独立密封的法院调解程序空间,保持审判制度的良性运转,法院调解需更加注重调解程序与调解信息的保密性,相关立法亦需对法院调解保密原则保护的信息范围、应当遵守保密原则的对象、调审分离的程序设置加以明确规定.     

从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到单独调解

2008年《北京仲裁委员会调解规则》的实施，意味着中国仲裁机构运用调解的方法解决争议不仅有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还有单独的调解。依前述规则，调解的采用费用低、时间短，即使调解未成功也不至拖延当事人解决争议的时机。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固然获得成功，但单独调解理论上更有优势。     

ADR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塑

我国的法院调解兼具司法与替代性解纷机制两种特征,从ADR的角度看法院调解,法院调解与其他非诉解纷机制一样具有相同的制度补充机能,也完全可以主动用来将正义因素吸收进法治体系中,并增加法治中的自治因素。在宏观结构上对于法院调解制度所作的正当性论证,还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上切实地设计出可行的具体操作规范,在合意性和效益性之外,强调其差异性、科学化和自治性,以改善以往实践中的不利因素。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调解的地位重构

人民调解是我国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方式,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人民调解逐渐呈显弱势迹象。为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人民调解应重新定位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替代性解纷机制可以实现纠纷解决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调解能更充分地体现主体的民主参与性;调解机制更易发现适当的纠纷解决方案;调解不具有严格的程序性;调解更能实现理性化的公正;调解具有人际关系的整合功能。为实现人民调解的地位重构,现阶段的人民调解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人工智能背景下在线调解的现状与未来

在调解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表现为在线调解平台的搭建与使用。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有效提升了在线调解的效率、促进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标准化发展、增强了当事人纠纷解决的便捷性。另一方面,也面临调解“大数据库”不全、人才与技术保障缺失、威胁调解保密性的挑战。当前,我国在线调解平台的智能性主要体现在调解程序引导、帮助当事人推荐和联系调解员、分流案件以及语音识别等方面。虽然给线上调解工作带来了便利,但却多为一些相对简单的辅助性工作,智能性不强。另外,在线调解平台也面临地域发展不平衡、平台使用率低、立法和保障机制缺失等问题。在在线调解的未来发展中,一是要强化调解平台建设,既通过技术革新增强调解平台的智能性,又兼顾调解队伍的职业化发展,实现“人工”与“人工智能”的协同效应。二是要树立正确的观念认识,将人工智能定位为调解工作中的“辅助人”。三是要完善立法规定,在制度层面保证在线调解的良性发展。     

中国电子商务纠纷在线治理研究

互联网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电子商务法律制度的缓慢供给,使得中国的电子商务企业面对日益众多的电子商务纠纷,演化出以代码控制为权威性支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机制在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中国电子商务纠纷解决的及时性需求,但是在合理性和正当性方面仍存在弱点。对比发达国家电子商务纠纷治理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发展中国家电子商务纠纷治理的现状和困难,中国应当在现行民商事法律制度体系框架内,建立起主体上多方力量汇聚、运作上高效智能裁决的第三方独立的电子商务纠纷在线仲裁机构。     

网络消费纠纷解决中的在线调解问题及其对策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催生了解决网络消费纠纷的在线调解机制。虽然在线调解因当事人不需谋面、程序简便快捷等优势而趋向全球化,但受到网络技术复杂性和法律规则缺失等影响而存在诸多问题。因此,立足国际社会和各国有关在线调解实践并借鉴其先进做法,由权威国际组织协作交流从而制定在线调解最低标准,各国完善有关在线调解立法,发展网络通信技术,在线调解的参与主体一起努力,在线调解一定会迎来更广阔发展的春天。     

论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的辩证思维

习近平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治理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思想。他对社会治理的本质特征、理论基础、实现途径、依靠力量等基本问题都进行了唯物辩证的分析,所形成的社会治理思想中蕴含着辩证思维的本性。具体表现为社会治理系统与其子系统及构成要素的辩证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证统一、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社会治理目标实现与当下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探析总结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中蕴含的辩证思维,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福祉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基层协同治理推进路径和生成逻辑——来自SZ县D镇民生工程项目供求关系协调的证据

本研究将国家、部委和省级政府视为惠民工程资金的供给主体,农村居民则是民生项目的需求主体,县级及以下政府和部门、村集体组织是供需关系建立的联接体.通过实地调研、了解来概述工程推进谜题,描绘各主体之间表演与互动的场景.直面治理困局,谋求社会和谐目标,需要调整涉及民生工程建设的治理策略,把准农民个性和群体共性,错综复杂的形势要求设计和谋划一整套的治理方略.城镇化冲击力量无处不在,面向农村的各项管理事务变得日趋复杂.民生工程供给不宜过度政策化,“因势利导、按需建设”应是惠民工程项目建设的根本所在;将有限的惠民资金产生最大的社会稳定作用,理顺国家与村民之间简单而又复杂的偏倚关系,多举并用才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国家政策虽好,但到基层就乱套”的固化思想认识.     

人民调解员进法院的社会学思考——对法院附设调解机构的分析与展望

受社会转型、非诉解纷功能弱化、诉讼费全面下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民调解工作室"之类的法院附设调解机构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挂牌.人民调解员进法院后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社会责任.其中,社会变革包括解纷机构与人员的变化、解纷流程的变化.社会责任包括立法责任、司法责任、政府及其他社会主体的责任.因此,客观分析这一新生事物背后的社会原因,准确预断人民调解的适度司法化抑或司法调解的适度社会化趋向,以及可能引发的社会变革与社会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工作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查分析

从文化程度、收入状况、宗教信仰、社会层次结构等构建指标评价体系,展开调查分析,认为党外知识分子学历层次较高,较关注自我,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呈实用性倾向;统战对象组织复杂,政治思想意识不平衡;教育背景多样化导致政治理念多元化、差异化。当前政治引领工作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工作覆盖面窄、统战部设置和作用发挥效度不佳、推进不平衡、教育和引领工作薄弱等问题。新时代需强化顶层设计,落实党委党组统战工作主体责任制,运用先进技术手段健全统战数据的采集、分析和挖掘机制,推进党外知识分子基础信息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建设,走好网络群众路线,促进统战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优化团体组织平台建设,建立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党外干部工作联席工作制,分类指导,分类施策。     

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阐释——基于话语理论分析

以话语理论为视角,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内涵,或曰话语,应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工作为价值核心.其孕育于革命政权建构时期,以《兴国调查》为代表文本,奠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必须重视人民来信》信函,改革开放后经历了以《信访条例》为代表的群众工作法治化进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来,凭借新时代的语境划分和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治理导向,其话语正式建构.唯有通过法治平衡制度整体性与技术嵌入碎片化,以公平公正平衡动员的价值传统与稳定的改革思维,以多元合作平衡政策的静态化与风险的未知性,方能在新时代寻找到话语完善的方向坐标.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视角下新时代我国共享发展理念研究

马克思主义公正观的实质是实现共建共享的公平正义社会,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党在新形势下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公平正义而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属性的本质要求。坚持和践行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地缓解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实现共同富裕,使十三五规划顺利完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为指导,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深入贯彻和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区域和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夯实共享发展基础,丰富和繁荣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促进人民全面发展。     

刑事陪审团指示制度研究——论中国刑事诉讼人民陪审员指示的完善

刑事陪审团指示是陪审制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英国、美国等传统陪审制国家,这项制度显得尤为重要。陪审团指示作为陪审团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陪审团审判刑事案件必不可少的环节。陪审团指示主要存在口头指示、书面指示,以及两种指示结合的指示方式;指示的时间通常为陪审团退庭评议之前,但是在评议过程中,对需要进一步指示的问题,陪审团也可以要求给予指示。陪审团指示的内容是其最主要的部分,主要包括法官对陪审团的一般指示、关于法律的指示,以及关于证据的指示。陪审团指示不当也是陪审团审判中经常出现的情形,对此,有些国家按照指示错误是否有害对陪审团指示不当进行了区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中国特有的诉讼制度,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就人民陪审员指示而言,中国在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时可以借鉴国外陪审团指示的形式,保障人民陪审员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