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威对康德美学的批判

杜威的美学论述中,没有直接批判过康德,但又处处显示出对康德美学的批判。康德认为美是无功利的,美是自由,艺术是自律的。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形成了一个美学上的大传统。到20世纪后期,在美学上出现了打破艺术自律,还原艺术与生活的关系的潮流,引发了康德美学的全面危机。这时,杜威美学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杜威从改造哲学上的静观态度入手,提出了活动与实践的美学。他认为人与事物的相遇,不应该看成是主体与客体的相遇,而是一种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杜威主张从一个经验出发看待艺术,倡导三个连续性,提出从日常经验出发来看艺术经验的性质,将艺术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引发了美学上的革命,开创了一个新的美学时代。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

海德格尔对于康德主体形而上学的批判集中于对其主体(自我)概念的批判,在他看来,康德是在传统现成存在的存在论轨道上运思的,他以"被制作存在"意义上的存在作为人格的领悟境域,以无世界的自我来为世界的存在提供担保,因而他对主体的存在方式没有进行彻底的追问,由此错失了世界这一原初的现象。海德格尔不仅还原了康德领悟主体的境域,而且从存在论的角度深化了对自身的源始经验,指出了在世之在(超越)乃是主体性的基本结构,从而为康德的先验哲学奠定了存在论的基础。     

建构审美的主体——从康德到尼采

西方现代美学对于主体的建构思想及方式,反映了美学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前提作用,通过将主体设想成为完美的个体,资本主义在其实践领域才有了合法的依据,即主客观的完美统一。但从康德开始,这个设想始终就不是完美的:无论是康德的观念预设,还是席勒的“游戏”假说,甚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或者尼采正面承认欲望的合法性,都没有为主体与客体的根本性分裂找到更好的说明。本文引入中国传统思想视角,目的在于更清晰地理解西方审美主体建构理论中的缺陷。     

从“先验论”到“实践论”:李泽厚对康德美学方法论的变革及其缺失

李泽厚用"实践论"的美学方法论对康德的"先验论"进行了全面的颠覆,创构了"人类学本体论美学",但是,他用"实践论"将康德的"目的论"还原为"人的社会实践目的",将"理性"还原为"经验合理性",将"道德性"还原为"社会性",将"价值世界"拉回到"事实世界",从而遮蔽了康德先验美学的"超越"和"信仰"之维。实践美学固然应当批判康德的先验美学模式,但对其价值论思想的借鉴则具有重要意义,实践美学的方法论基础应当从认识论、反映论转向价值论。     

审美现代性的主题与问题——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

康德美学在批判哲学体系中承担着由认识向伦理过渡的中介功能,但在美学史上康德却被简化为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中心的审美独立论者。基本认同并接受康德的中国学者突出强调了康德“形式主义”的一面,而没有意识到其目的论/道德内涵之于美学的重要性。但中国学者并不是形式主义者,当他们借助其他思想资源对康德美学进行纠偏调校时,实际上又与康德美学体系相通相近。康德美学在现代中国的意义转化和重心转移,源自中国学者建立中国文化自主性的选择性理解和创造性接受。实现康德美学在当代中国的充分展开,一要深入发掘康德以体系的方式提出的真善美的统一问题,二是要全面评价其审美独立和艺术自律的观点。     

“现实抽象”概念的“康德式结构”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重审

"现实抽象"这一概念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流传过程,不仅成为西方左翼批判话语的"基础概念",也最能够体现其运思方式。从西美尔开始,经过索恩-雷特尔、阿多诺以及新马克思阅读学派,一直到洛茨等人,"现实抽象"实质上的理论任务要么是"再康德化马克思",要么是对康德的再马克思化。但是,基于康德的认识论结构,我们将看到,在此类"现实抽象"的理解中,是以黑格尔的方式对康德进行解读,这终究陷入了一种"俯视"的思维之中。当人们转而认真审理康德对认识前提与存在前提的区分时,从交换再深入到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方式则成为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要求,这将使得我们看到主体行动与客观结构契合的真实原因。     

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

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Sophia",它不但是一种洞察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知识(即科学),而且是一种能够贯穿理论和实践的能力(即智慧)。康德为哲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Kri-tik",即借助于理性而对现存一切事物进行审查和反思,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科学、智慧及其统一则被康德看作是一个只能无限趋近的理想。在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影响下,以施莱格尔和诺瓦利斯为代表的德国浪漫派哲学家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德国浪漫派一方面主张哲学应当克服时代精神的分裂状态,回到古典的无所不包的"Sophia",另一方面又把批判的矛盾指向哲学自身。在施莱格尔看来,哲学的任务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不断提问的过程。这种观点被后来的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继承,在实际上加剧了哲学与科学(智慧)之间的分裂。相比之下,诺瓦利斯并没有把"答案"与"提问"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个别哲学遭遇的困境应该在一种"百科全书"的知识体系中遭到扬弃,而这个思想恰恰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的理想达成一致。     

《人论》——文化哲学人类学的导引

卡西尔是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代表人物。马堡学派把康德的见解应用到自然科学的理解上,强调每一种必然知识的先验的性质。卡西尔的《人论》不研究旨在发现“实在”的本体论,他象康德那样,不是研究客体,而是研究我们认识客体的方式。他进一步扩大康德“批判方法”的应用范围,把康德的“静态的”理性批判改造成“动态的”文化批判,把康     

“身体图式”对于二元对立的突围

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理论被我们视为超越认识论美学局限的理想支点:在批判现代心理学、生理学的基础上,梅洛-庞蒂拓展了康德"图式"、胡塞尔的"身体意向"等理论,论证说明"身体"作为源初意向性所在,决定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体认。对于美学研究而言,"身体图式"理论不但有助于解决"感性与理性如何统一"等疑难,而且为我们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供了可能。     

“美丽心灵”：康德诗学伦理及其价值旨归

康德将诗积极融入他对审美及伦理问题的思考中。诗被康德视为最高级的“美的艺术”。诗人凭借艺术天才和诗学义务赋予作品以典范精神,这种作品能够为人所追随,并让心灵脱离病态,为人建构起真正的“美丽心灵”。以“诗心”为内核的美丽心灵,召唤出心灵的“共情”能力,它是关切社会、理解他者和奠基道德的重要条件。康德诗学是一种融合了伦理纲维的“大诗学”,目的不是为了宣扬文学艺术的怡情及审美个人主义,而是将文学作为进阶伟大人格与正义社会的有效选择,因而它追求的是一种诗学正义。     

辩证法与双真法——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一种新解读

康德把矛盾的根源归给理性的"幻象",而不是实在本身.黑格尔则认为,"知性"层次的思想必然会导向肯定诸矛盾性陈述为真,而在"辩证"思维的层次,矛盾则可以被视为有限事物可变性的表现,即有限事物因其本性与自身冲突而变为其他事物的必然趋势.对马克思来说,康德和黑格尔所关切的思维中的矛盾,仅仅是诸如社会等客观可变的事物之存在方式的反映或概念表达.也就是说,存在着被建构为对立面的统一的诸系统,因为那些内在于其本性的冲突,它们具有变成不同于其当下之所是的趋势.双真法(dialethic)是普里斯特(G.Priest)的逻辑学说,它肯定诸矛盾性陈述的真.用双真法去解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有助于深化对辩证法的合理性的理解.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论近现代美学革命的范式转换——美学核心命题“非功利而生愉悦”辨析

一、康德综合与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翻开西方美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美学与近代美学的分界处耸立着一座高山,这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当代许多著名美学家认为,正是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综合前人学说提出的“鉴赏判断的第一契机”——“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以下简称“非功利而生愉悦”),完成了传统美学到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非功利而生愉悦”揭示了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这一命题诞生的地方也就是近代美学诞生的地方。只要把这一命题置于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就能鲜明地将近代美学与传统美学区别开来。那么,为什么近代美学的范式转换只能从康德的这一命题开始呢?     

根源性美学歧误匡正之匡正:“美是难的”并非等于“美的本质是伪命题”——兼向李志宏教授请教

李志宏教授在对张玉能先生等所倡导的新实践美学理论问题进行理解和分析时,虽然美其名曰"根源性美学歧误匡正",但他却捉襟见肘,破绽百出,不但没有达到对新实践美学论的"修正"之目的,反而暴露出了其自身的诸多不合理之处:"美"概念作为名词缺乏合理性,因为"美"字没有与之对应的实际存在物;"美"与"美的事物"混为一谈,把"美本质"视为一种实体;认识论美学思维不理解关系本体论思维成果;逻辑思维错乱;简单地否定美的本质;不明白"能指"与"所指"两个语言学概念的含义,对其进行错搬滥用;误读西方分析美学,并将其美学观点生搬硬套,脱离美学实际。李志宏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对西方美学理论没有全面系统地了解;逻辑思维混乱,逻辑推理不严密;只能以认识论思维而不会以关系存在论思维思考美学问题。"美"的确是难的,但并不能因为美是难的就否定"美的本质";恰好相反,"美无本质"才是真正的伪命题。美的本质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在审美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和谐关系的性质状态。要认识美的本质,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将认识论思维转化为关系本体论思维。     

从感性学到审美乌托邦——现代美学早期的一段问题史

现代美学不只是关于美和艺术的知识领域,同时也是现代精神自我确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旨趣系于个人主体的正当性这个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鲍姆嘉通最初在理性主义体系里构想出一门准认识论性质的"感性学";而后,康德在批判哲学范围内为之确立主体的根基,并赋予"审美自律论"以完整的哲学形式;席勒从康德的概念框架出发,将审美批判扩展至社会政治领域,提出一种"审美乌托邦"思想.现代美学早期的这段历史,显示了审美-艺术问题是如何被推向现代思想前沿的.     

康德的“经验对象”与认识的主体性

康德提出主体认识的不是纯粹的自然物(物自体),而是主体用时空先天形式和感性材料构成的“经验对象”(现象)。对康德这种从主体角度去规范认识对象,马克思曾给予某种赞赏。他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     

“审美无利害性”命题的中国化及其意义

现代美学中的“无利害性”（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ｎｅｓｓ）概念最早是由英国哲学家夏夫兹博里（Ｓｈａｆｔｅｓｂｕｒｙ，１６７１—１７１３）提出的，经过康德、叔本华、克罗齐等人的理论及其影响，这个概念已成为现代美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评述的：“除非我们能理解‘无利害性’这个概念，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现代美学理论。假如有一种信念是现代思想的共同特质，它也就是：某种注意方式对美的事物的特殊知觉方式来说是不可缺少的。”①对中国现代美学来说，自从本世纪初“审美无利害性”命题被引进以来，它也一直…     

“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

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评建立在他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基础上。他反对理欲对立,认为欲望和情感这些人类生养的基本需要,是理解人和人性的关键,他由此来阐发他关切民生和百姓疾苦的理论志向。戴震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和启蒙色彩,对戴震思想的理解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考据学之义理特性的认识。     

康德关于自由论题的理路及其现实困境

康德撇开基督教以启示方式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所作的思考路径,指出了幸福论法则在自由问题上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困境,因而完全从理性存在者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出发,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系统理性建构。由于康德把自由理解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完全凭借自身的理性,自身为自身颁布"定言命令"这一普遍法则并将之表象化为实际行动,最终却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而呈现出在该问题思考上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仅仅诉诸康德的纯粹形式法则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时空”维度的艺术界定与元艺术

艺术真正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是近代以来的事情,继鲍姆嘉通把审美引入哲学以后,康德对审美和目的论的考察开创了近现代美学的先河,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现代主义学派的成熟。后现代主义学派与当代艺术的出现对传统艺术形成了极大的挑战,然而,带有浓厚商业化色彩的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不同仅在于"时空"的不一样,对现实的批判仍是两者的共性。很显然,无论康德还是黑格尔都承认艺术自身的独特地位。《乐记》却用一种新的眼光重估礼乐的价值,对作为中国元艺术的"乐"进行了详尽地剖析,充实了世界艺术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