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考疑(二十一)

卷五<齐本纪下> "(永元二年)三月乙卯,命平西将军崔慧景攻寿春."(中华书局19r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148页) 按:中华书局校点本<校勘记>云:"下文出‘丙午'.按 三月辛丑朔,初六日丙午,十五日乙卯.‘丙午'不得在‘乙卯'前(福林按:‘前'当为‘后'之误).又下出‘乙卯',与此重复,则此之‘乙卯'必误."福林按:"乙卯",<南齐书·东昏侯纪>同,其上文又出此月"癸卯"事,为月之初三日,癸卯与丙午之间有乙巳,为月之初五日.疑此"乙卯"乃"乙巳"之讹.     

《南史》考疑(二十六)

卷五<齐本纪下第五> "永元元年……八月……戊午,斩遥光,传首."(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148页)按:<南齐书·东昏侯纪>亦记始安王遥光之被杀在是月戊午.考是月甲辰朔,戊午为月之十五日,然<南齐书·宗室·始安王遥光传>则记遥光之被杀在是月十六日.据<南齐书·天文志上>云:"永元元年八月巳未,月蚀尽,色皆赤.是夜,始安王遥光伏诛."此月巳未为月之十六,与本传正自相应.<通鉴>卷一四二从之,亦记在巳未日,是也.此"戊午"乃"巳未"之讹.     

《南齐书》考疑(十七)

《卷八·和帝纪》(中兴元年秋七月)丁卯,鲁山城主孙乐祖以城降。(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113页,下同)按:是月癸巳朔,无丁卯。考上文出辛亥,为月之十九日,下文出己未,为月之二十七日。辛亥与己未之间有丁巳,为月之二十五日,此“丁卯”,或“丁巳”之讹。《通鉴》卷一四四记此事于丁巳日,是也。《卷八·和帝纪》(中兴二年)夏四月……丁卯,梁王奉帝为巴陵王,宫于姑熟,行齐正朔,一如故事。(第114页)按:据《梁书·武帝纪中》、《通鉴》卷一四五、《南史·梁本纪》,萧衍于是月丙寅已即皇帝位。是月己未朔,丙寅月之初八日,丁卯月之初九日。此仍…     

《宋书》校议(十五)

《卷五·文帝纪》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巳,诏曰……(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版点校本,第97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曰：“下有乙丑,各本同。按是月丁卯朔,无丁巳,亦无乙丑。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三十日乙丑。”考《南史·宋文帝纪》亦有是岁“三月丁巳,宴于丹徒宫”之记载。中华书局点校本《南史校勘记》云：“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无丁巳,四月丙申朔,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见此与《南史》载是年三月丁巳事皆误,然核之情理,二史《校勘记》疑“三月”为“四月”之讹,亦未审。考二史所载之…     

应当重视对《晋书》、"八书"、"二史"的研究

二十四史中<晋书>、<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记载了自西晋至隋朝的历史.这11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的近乎一半.其中的<宋书>、<南齐书>、<魏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也称为"八书","八书"中除了<宋书>、<南齐书>和<魏书>,其余五部都是唐初设立史馆后修撰的.     

卜辞所见(隹冉)祭考

卜辞有(隹冉)字,又作(隹隹冉).从音形分析,<集韵>之"那"作(多冉)",<说文>之"那"作"那";"朝那",<后汉书·郡国志>作"朝那";<国语·楚语上>"富都那竖"之"那"字,<周礼·天官·序官·内竖>孙诒让正义引<楚语>作"(冉阝)";<左传·庄公十八年>"迁权于那处",杜顸注:"那又作(再阝)"等,由此可见(隹冉)字下所从之"冉"与"那"字左形的关系.<说文>及段注释"冉"为"柔弱下垂之貌",<楚语>高诱注"那,美也",可证"冉""那"意义上的联系.段注:"凡惊词曰那,即(鬼堇)字",<诗经·桑扈>之"受福不那",<说文·人部>作"傩",<陈风·隰有苌楚>之"猗傩其枝",意即"婀娜其枝",可见"那"与"傩"的联系.(隹冉)字上所从"隹"可能指示傩事所带凶恶面具.(隹冉)字在意义上与文献中的"難"字相当.结合上古礼制分析,(隹冉)事即是一祭祀活动,后来的傩祀是早期(隹冉)祭的延续.     

有注释又如何?--评周叶中抄袭事件

据2005年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的<谁该为宪法学家"剽窃"负责?>(记者包丽敏)一文报道,中国法学会宪法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周叶中教授与其弟子戴激涛合著的<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以下简称<解读>)一书抄袭了商人王天成在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论共和国>和<再论共和国>.王天成查出,周抄袭、改写他的文章至少有36处,共四五千字.     

《金史·卢克忠传》校勘一则

<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一版<金史>卷一二八<卢克忠传>记:"卢克忠,贵德州奉集人.高永昌据辽阳(笔者按:1116年,高永昌自称大渤海王,先反辽后抗金),卢克忠走诣(金军主帅)金源郡王斡鲁营降,遂以撒屋出为乡导.斡鲁克东京(辽阳),永昌走长松岛,克忠与渤海人挞不也追获之."<金史>校点者,每在全书中的人名、地名、官名、爵号的左旁侧,皆标以竖线书名号,使读史者认定清晰、准确.但是"遂以撒屋出为乡导"的"撒屋出"三字,因未标定出专名号,使读史者,既不能认定撒屋出是一个人名,又可误读成"撒屋出,为乡导",或"撒屋,出为乡导".     

《南史》考疑(五)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二十六年 )三月丁巳 ,宴于丹徒宫 ,大赦。(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5 1页 )《校勘记》 :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 ,无丁巳 ,四月丙申朔 ,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按 :《校勘记》指实“三月丁巳”之讹 ,甚是。然而其疑“三月”为“四月”之讹 ,似尚可商榷。盖文帝是时宴于丹徒宫并大赦事乃因是年二月幸丹徒而起 ,《宋书·文帝纪》云是年“二月己亥 ,车驾陆道幸丹徒 ,谒京陵” ,本卷上文亦云是年“二月己亥 ,幸丹徒 ,谒京陵” ,所载皆同。考是年二月丁酉朔 ,己亥为月之初三日 ,丁巳为月之…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南史》考疑(二十五)

卷一四<宋宗室及诸王传下> "长沙王瑾弟楷、临川王烨、桂阳侯觊、新渝侯玠,并以宿恨死."(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390页) 按:<宋书>卷九九<二凶传>作:"长沙王瑾、瑾弟楷、临川王烨……并以宿恨死."今考之<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道怜传>云长沙王道怜之孙瑾,"(元嘉)三十年,为元凶所杀",瑾弟楷,"为元凶所杀".则长沙王瑾与其弟楷皆为元凶劭所杀,此乃于"瑾"后佚一"瑾"字.     

清末科学小说与世纪末思潮——以两篇《世界末日记》为例

20世纪初,<新小说>与<月月小说>上刊登了梁启超与包天笑的同名短篇小说<世界末日记>.勿庸置疑,它们都是传授先进的天文学知识的科学小说.然而,新世纪伊始,"世界末日"的登场似乎有违时代潮流之嫌.通过对英文原作、日译本、中译本、中文创作版的异同比较,从清末的"科学"与"科学小说"、"世界末日"与"世纪末思潮"、中国关于"世纪末思潮"的接受等方面进行探讨,不难发现<世界末日记>中看似矛盾的"科学"和"世界末日"、"世纪末",实际上蕴含了从旧传统向新社会蜕变的深刻意味.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经世与救世--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一种姿态的考察

关于"经世",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经世,就是经国济世,可以简为"经济",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不同,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参看王尔敏:<经世思想的义界问题>).所谓的"经世之学",又可以分为理论型与实践型两类,后者如明代丘溶的<大学衍义补>,以及其他与水利、漕运、盐法、钱法、军事等等有关的著述;至于前者,有人认为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是其代表作.     

从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看《诗·黍离》的"溺志"

上博简<诗论>第19号简系对某诗的评析之辞,虽然所评之诗的诗名适缺,但可据简文之意拟补.愚以为此篇应当就是<诗·王风>的<黍离>篇.此篇写东周时周大夫行役经宗周地区,过故国宗庙宫室,见其化为丘墟,变为黍离之地,感伤宗周颠覆,彷徨忧思而作此诗,此诗表现出对家国社稷的忧患意识,合于简文的"溺(愵)志"之说,但是诗中以"此何人哉",之句追究造成宗周倾覆的罪魁祸首,矛头指向周幽王.孔子对这种斥王之语,并不赞成,所以简文说此诗"既曰‘天’也,犹有悁言".从简文之意,我们可以体味到孔子王权观念的一个侧面.     

春秋吴爵位考释

爵位为商周时期天子以下的五等禄爵,即公、侯、伯、子、男.<春秋经>中记载吴君寿梦及其后历代吴君爵位为"吴子".<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吴五世周章受西周朝廷"封之",后世学者注为"武王追封为吴伯,故日吴太伯."<史记索隐>引<国语>则说,"吴本伯爵也".春秋后期吴国君寿梦时,晋"联吴制楚"后,吴国与中原列国通好.在吴与中原列国国君晤面的外交场合,<春秋经>记载中原列国国君爵位时,却不记吴国君爵位,且多用模糊吴爵位的"会吴"及"会""吴人"等记之.<国语>记载关国君夫差在黄池盟会与晋争霸时所说的"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表明了夫差对吴君爵位"吴子"的不满,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吴来徵百牢"事件,既反映吴国君夫差以极端形式表现对出吴君爵位排次较后的反弹,同时也表现出对中原文化及其礼制的不满.     

《诗经》三《颂》性质考论

<诗经>三<颂>的主导思想倾向是颂人而非颂神,颂时王而非颂前王.<颂>诗的宗旨在于颂"今",而不在颂"古".<颂>诗的根本性质是颂美时王之盛德、成功.<周颂>31首诗只有4首可视为颂神,余皆主颂人.<商颂>大体作于殷商后期,亦主颂时王.商、周之<颂>皆以颂天子盛德、成功的方式告神,<鲁颂>纯颂时王,无告神之意.对<颂>诗所颂对象性质的认定是阐释、研究<颂>诗的基础和出发点.以三<颂>所颂对象为考查重点,在此基础上总结<颂>诗的性质特征和创作规律,以揭示<颂>诗的本相.     

上博简《诗论》与《诗经·隰有苌楚》新解

<桧风·隰有苌楚>是<诗经>中意义深远却易被误读的诗作之一.对于此诗,前人或释为讽刺诗,或视为悲观厌世之作,或以为是一首爱情诗.通过对诗中关键词语的辨析,这是一首意境美丽、节奏欢快的诗作,没有必要作为一首政治诗来读,若非要从中体味出"亡国之音"来,则与诗旨大相乖戾.上博简<诗论>第26简论析此诗"<隰又(有)长(苌)楚>得而之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此首诗心的契机.对于此诗,从忧生之叹的视角可以看出相当凄美的的意境,但这种误读化欢快为低迷、变明亮为阴沉,与诗心出现了不小的距离.     

汉代四家《诗》命名考辨

汉代四家<诗>皆为专门之学,其中<韩诗><毛诗>采用汉代经派命名的一般做法,以创始人姓氏命名;<鲁诗><齐诗>以创始人故国命名,与人们对"齐学"、"鲁学"的认识有关,有尊崇的意味.<汉书·楚元王传>所说申公自号<鲁诗>是一种追述.三家<诗>之命名应在武帝为博士置弟子之后,为创始人弟子所命.<毛诗>之名亦当为毛公后学所命,且因三家各自命名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