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利秩序与基层治理内卷化——资源输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逻辑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为农村发展和乡村治理带来新的契机。然而,资源输入乡村社会,基层组织却无法有效承接,并遭遇官民不合作的困境。基层组织主要呈现出两种样态：消极作为与难以作为,以及富人和灰黑势力主政后的摆平式“积极”治理。两种治理形态皆导致国家公共资源的耗损,基层组织的权威与合法性进一步下降。在资源不断输送的利益链条中,权力寻租者、地方富人与灰黑社会势力、谋利型的机会主义农民等几个行动主体相赖相生,形成分利秩序,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从根本上说,这是国家在压力型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产生的张力,并在推动乡村社会从整体性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型中产生的结果。这一转向试图建立新的公共规则,却使得乡村治权弱化,缺乏公共规则实践的强制力保证,造成国家、基层组织与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与责任的连带制衡关系发生断裂,乡村治理陷入新困境。     

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村庄视角下的宅基地秩序及其形成机制——基于成都平原地区的调查

成都平原地区的宅基地分配方式有权力、市场和家庭继承,相对应的,农民通过这三种方式取得宅基地,并且由于"宅田挂钩"的村庄规范、村社权力以及农民观念使得农民自动退出宅基地,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宅基地秩序。基于成都平原地区宅基地的分配秩序、取得方式以及退出机制的分析,发现成都宅基地的有序与其严格管理有关,更重要的是村庄内部有一套宅基地的控制机制。这种以村庄的视角理解宅基地秩序及其形成机制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现代国家建设视域下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但中国社会也随之出现了社会利益、资源分配失衡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具有凝聚改革共识与化解深层性阻碍的作用,基于现代国家建设的视角考察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及其均衡机制构建,有利于从历史进程和学理背景的角度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价值意蕴与内在机理。通过考察当代中国改革发展成果共享失衡的具体表现和现实背景,可以从政治权力及利益分配的双重逻辑分析失衡的制度根源。在此基础上构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均衡机制,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增长与共享、差异与平衡的关系问题。     

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的关系探索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活动的群体性,利益一定是通过分配得到的.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而权力结构是由经济主体所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和可替代性决定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在同一层级内对于不同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和责任对称,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论析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一定的经济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是利益关系的本质形态,它决定并影响着利益关系的一切具体形式.在一定社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多元、稳定的利益体系通过利益的合理分配构成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在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下,旧的利益体系及其格局会不断被解构,原有的均衡会逐渐被打破,从而形成利益体系的新格局.可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旧的利益均衡经过新的利益不均衡直到重建利益均衡的过程,与此同时,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分配,政治系统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超越旧的稳定状态直到重建新的稳定状态的过程.从动态的意义上可以认为,利益冲突的生成与消解构成了社会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政治稳定的本质规定性体现的是旧的利益秩序的解体和新的利益秩序的重建过程;强调的是理性地认知社会发展过程中利益分化的客观现实,并以理性认知为基础寻求利益冲突的消解路径.     

收入分配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调整的本质在于劳资关系的制衡,劳资制衡的制度基础是双方拥有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不能必然形成公平的劳资制衡关系,在资本强权时代,经济利益天然向资本一方倾斜,这既是历史的逻辑也是现实的逻辑。过多的经济利益倾斜到资本方的结果不仅仅是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而是更大范围的内外经济结构的全面失衡,劳方收入偏低与财富外流并行不悖。实现劳资制衡的目的不是走向全面的劳资对抗,而是通过在企业层面提升劳方的谈判能力构建新型的劳资关系,避免利益分配的一边倒倾向,资本强权不可以无节制,这就需要回归工会组织的谈判功能;在社会层面形成权力供求关系,权力的消费者就是权力的生产者,这样可以减少和避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扩大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把这种差距叠加到劳资收入差距中,放大收入分配的失衡。政治投票不但决定政治资源的配置也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进行政治投票至少可以缩小非生产群体与生产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     

经济学研究的权力范式导论

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利益通过分配机制来获得.利益分配机制的形成是各种权力博弈的结果,权力的格局决定分配的格局,分配体系与权力体系是同构的.为了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最优配置,进而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福利的优化,对于不同的经济主体要求权力对等,同时确保每一经济主体权力与责任的时称,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 ;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 ,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 ,应从区域秩序着手 ,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 ,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 ,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     

认知结构平衡理论视角下的三边关系研究

三边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研究课题。中美苏战略三角、中美欧、中美日、中美印和中美台关系等都是国际关系三边关系研究中的热门研究对象。但是主流的三边关系理论主要是强调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国家利益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忽视了国家的认同、认知等观念和心理因素对国家权力、利益和国家间互动关系的作用。因此,本文援引心理学的结构平衡理论,强调国家间认知关系分配构成的认知结构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既可以从宏观层面分析三边互动关系,又可以从微观层面分析国家间关系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力图提供一种不同的分析三边关系的路径。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隔代陪读: 农民家庭的教育策略与家庭秩序

基于皖西农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理性与教育流动的双重驱动下,隔代陪读成为农民家庭的一种教育策略。隔代陪读兼顾了农民家庭经济积累和教育再生产,比较顺利地推动了家庭现代转型。与此同时,由隔代陪读所形塑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分离与代际分工合力,不仅稀释家庭内部关系的政治性,同时还凸显陪读老人的社会价值。在这种教育策略安排下,隔代陪读强化了代际关系,调整了家庭权力结构与伦理秩序,减轻了农民家庭现代转型的阵痛。     

论国际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本论文剖析了国家政治权力概念、权力来源、权力目的性与工具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权力来源外,"软实力"和"政治行为体的叛逆行为"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即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工具即是国际政治权力。国际政治权力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     

"大调解"中的司法:表达与实践的悖论

司法谋求在"大调解"中的主导地位,是为履行政治职能、 提升司法"治权"及保障部门自身利益的需要.在权力的单边治理中,由于与行政机关在资源掌控与分配上的体制性不平衡,司法主导性停留在诉求层面,司法的实践形态与其官方表达相背离.诉诸"能动司法",亦无法解决表达与实践相分离的矛盾状态.这种矛盾的结合是当下中国司法参与社会运动式治理的根本特色.     

过程构建与关系利用: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

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是在其主导、设计和构建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孕育的,其决策权力是以关系本位为基础、利用过程中国家间关系"孕化"的。"过程构建"和"关系利用"的互动耦合及其演进,形塑了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生成逻辑。"过程构建"孕育了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反过来"排污入海"的决策取向又塑造了过程本身,且呈现从"蛰伏的目标"到"公开的决策"的延展图式。从国际层面而言,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主要是在"日美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等主要网络平台中孕化的。当然,在国际关系网络平台中孕化出的日本决定"排污入海"的权力,并非是刚性的、法律意义上的权力,而是具有柔性的"软权力"。可见,关系就是孕化权力的平台,没有关系便没有权力。日本"排污入海"的决策行为,不仅折射出其在人类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选择的行为偏好,而且也是其决策本质与政治哲学的外化表达。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国际秩序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

国际秩序是奥巴马政府着力倡导的重构美国世界领导力的对外大战略。这种大战略思想秉承了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的思想理念,强调规则在国际秩序中的突出作用。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思想的外交遗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拓展与深化了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认识。第二,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指明了后奥巴马时代美国通过掌控规则话语权从而更好地实现世界领导权的大方向,这种大战略思路可能会在未来的民主党政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第三,奥巴马政府国际秩序大战略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为后奥巴马时代的共和党政府通过强调权力秩序观而更好地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指明了方向。     

权力、责任与大国认同--兼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责任的应有态度

常识中的大国地位似乎仅仅与一个国家的权力特别是与其军事权势相关,即使是综合国力论也没有超脱这种以自助能力为基础的大国认知模式,但是国际社会大国地位的获得实质上是一个大国认同的过程,它不仅考察大国的自助能力,而且考察与其能力相称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构成了"权力+责任"的大国认知模式.本文通过对责任、权力与大国三个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的对应关系,同时指出,权力与责任共同构成了大国认同的前提.中国基于自身国力的上升而逐步扩展国际责任的战略取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大国地位的认同,也展示了中国应对国际责任的应有态度.     

“经济人”概念的演进及其新探索——从“经济人”到“权力经济人”

"经济人"假设是个历史概念。通过对斯密的"经济人"、古典的"完全理性经济人"、"有限理性经济人"、"交易经济人"、"契约人"等的历史梳理发现,在自愿交易和强制交易之间有着很多可能交易的情况,这种自愿和强制之间交易意愿的多种可能可以用"交易意愿度"来界定。经济主体交易意愿度的大小取决于他对交易对象的影响力即经济权力。为此,提出了"权力经济人"假设,"权力经济人"就是指在经济活动中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凭借自己的经济权力,在追求交易费用最小化的同时最大化地分配自己的利益,同时保障契约执行的行为人。     

关于村民自治主体性的若干思考(英文)

作者把村民自治当作一个独立主体放在农民—国家关系框架下进行考察,通过党—村关系与乡—村关系两条脉络的维度刻画当前我国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二元悖论”困境,把握村民自治内在的首要矛盾和基本特征,分别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及输局博弈等方面阐发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并从内在权利与外在权力之间的关系视角提示出这种地位产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