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司法裁判的二元目标,是法律的规则性、规则的理性与限度之张力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社会主义法治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政策的构成性前提,也是其实践的规定性组成部分.遮蔽于道德理由的规则之治,是一种具有明显优势的社会治理模式,但也有其限度和局限,这是“两个效果有机统一”的践行性前提.相应地,落实“法律效果”就是最大化规则之治的优点与功能,以维系秩序与保障权利;关切“社会效果”则是基于规则适用结果与最优道德判断的不一致性,要求适度返回法律背后的道德理由,平衡法律适用的社会效用.法律效果在法治国家司法中处于优先地位,对社会效果的考量,须设定各种制度与方法约束.唯此才能使司法裁判做到“规范上封闭和认知上开放”,真正实现“两个效果有机统一”.     

浅析中俄经贸关系的完善——以司法协助为视角

目前,中俄两国正处于加强友好往来的探索阶段,更多人的目光是在关注如何加强两国的贸易往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经济主体都被抛进市场大海中,能够给人以指导、帮助和保护的,主要不是超经济的行政权力或其它力量而是既定的法律规则。要想求得一个稳定,正常的中俄贸易关系,就必须要创造有序的法制社会,本文以中俄经贸关系为立足点,从加强完善两国司法协助的视角,论证了只有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下才能促成国际民间贸易的正常往来。     

案件为什么难办?——论司法裁判与道德判断

当前,法官在面对公众对某些案件判决的道德质疑时,很难解释和论证自身判决的正当性基础.虽然一些直觉化的道德判断在处理多数日常事务中确实行之有效,但如果脱离现实具体情况,这些道德判断被当做无前提或普适的原则弥漫在伦理、政治和司法中时,就会导致人们仅依赖于有限的经验,弱化对现实中复杂事件进行评估的能力,仅以价值观的方式来简化判断.所以,有时人们之所以犯"道德错误",可能并不仅仅因为自私、愚蠢或唯利是图,而是由于这种道德导向模式引发的误区.     

简论中国司法改革的规律——以民事审判结构理论为视角

一、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 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已经到了十分重要的阶段.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总体而言是成功的,而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显然已经是一种共识,但20年的司法改革及其背后的法治现代化的模式却仍然处在激烈的争论之中.     

传统中国司法裁判中的情理——以“安崇绪之狱”为例

情理是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审断的重要因素,也是理解传统中国司法性质及其价值追求的关键,情理案代表“安崇绪之狱”是探讨传统中国司法运行形态和实质的重要素材。安崇绪有讼继母的事实,由此判断应入于“不孝”处以绞刑,但讼继母背后存在着孝养亲母等情理可矜事由。身份要素成为案件证成过程的关键,情理因素则决定了裁判进路从“执法据律”到“以情屈法”的转变。案件揭示了司法官员在面对礼法冲突时处理案件所应遵循的法理,展现了情理在传统司法中适用的可行性,反映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特质及其多重面向。传统中国司法审断既非“卡迪司法”,亦非“依法裁判”,它具有独特的审断模式与价值追求。     

论马尔库塞为黑格尔思想的辩护——以《理性与革命》为文本

在对黑格尔哲学宝库的挖掘中,解读剖析马尔库塞的相关论著对深入理解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本文通过对《理性与革命》一书的文本解读,借助马尔库塞对黑格尔理性的普遍性、历史性、现实性等概念的重构性理解,力图把握辩证法的本体论基础和实体性内容,解剖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革命精神。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辩证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从马尔库塞的视角去透视,何以马克思是黑格尔思想遗产唯一的、真正的继承人。     

迈向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法院研究——司法活动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

法院活动是由法官和当事人共同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司法研究不仅要分析法院的制度设计和职能定位、法院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应注重分析诉讼案件当事人以及包括受到法院政策影响的其他当事人对法律和法院的理解和感受。从人类学出发,研究者可能会获得一套与法院诉讼话语完全不同的当事人话语体系。两套话语体系的背后反映着现有司法制度与社区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应在特定社会情境之中整体理解和改革中国的司法制度。     

司法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不足与完善——以会计契约为分析视角

会计信息供给不足一直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导致会计信息供给不足的原因很多,其中司法难以有效介入会计信息纠纷是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会计契约为分析视角,探讨了当前司法难以有效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原因,并提出完善股东查阅权与民事审前程序、引入法务会计人员参与诉讼、健全会计契约剩余分配制度等方式,提高司法介入会计信息纠纷的效率。     

司法执法边界新论——以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领域为视角

对中国司法和执法的关系特别是其边界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理论层面坐而论道,并且往往以某一领域为视角进行规范分析。文章在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从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两个不同领域,以整体性治理的视角,结合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试点及司法改革的动态,对司法执法边界的现实图景进行了描述,就现实权力运行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在作为司法之组成部分的审判、检察机关与执法机关边界的二元化框架,应符合宪法秩序的要求,进一步激活法律、党内法规中的存量资源,建立与区域性治理相适应的跨区域司法机构,规范司法影响公共政策的路径等一系列设想。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论“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以哈尔滨解放区司法建设为例

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是在借鉴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初期的沿用农村根据地的司法经验阶段,依靠群众路线建立了新的司法机构,遴选了新的司法人员,制定了城市便民的司法制度,巩固了新生城市政权。但由于城市背景复杂,政治、经济模式也与以往根据地不同,城市解放区的司法建设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需要,开始了对人民司法理念与实践的大胆探索与突破,使人民司法在体现群众路线、为民、便民特征的同时,注意城市各个阶层的诉求,一切从城市实际情况出发,丰富了人民司法的内涵,处理了大量的民、刑事案件,进一步规范了司法制度。人民司法的城市实践,是新中国司法建设历程的重要环节,为巩固城市政权、保障经济发展、支援前线做出重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对国家司法建设的经验积累。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基层司法改革

仅仅依凭空洞的口号或简单移植西方法律难以实现法治之梦,要将法治中国从抽象符号具象化为行为逻辑,就必须依赖富含智慧的司法活动和对作为中国最坚实基础的乡土社会的真正关怀,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去审视中国基层司法,探寻基层司法改革的路径。乡土社会笼罩在饱含着自身与现代城市社会截然不同的文化理念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下,基层司法实践呈现出乡土化运行的实践样态。针对基层司法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同案不同判和司法不独立等现象,必须革新观念,通过完善案件评价机制、深化司法公开制度、建立司法协商制度等举措,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制度予以规范,以求真正实现"法治中国"的理想。     

涉诉、涉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以重庆市大渡口区“阳光助苗司法关爱基金”为例

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尤其是司法救助起步较晚,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制度建设的经验。重庆市大渡口区针对涉诉、涉罪案件中的困境未成年人开展的司法救助,创新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机制,为他们维持学习和生活需要、走出困境、走向新生搭建了一座"金桥",具有拓展司法职能,实现了未成年人权利的平等保护;创新了社会管理,增进了儿童权益与社会和谐双赢;完善了司法救助,弥补了现有社会救助体系的不足等三方面的价值,增添了一道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司法屏障。     

在读女研究生怀孕问题的分析与思考——以“理性选择理论”为视角

本文在对141份样本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在读女研究生怀孕的动因及在校研究生对此类事情的不同认识与态度，并进一步从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出发表达了笔者对此问题的思考与看法。     

论家事纠纷裁判中民俗习惯的司法权能

司法裁判就是对解纷规则的选择与适用过程.而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依国家法裁判的家事案件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同,人们却更多认同根据民俗习惯裁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形成社会秩序的不仅仅是国家法律,还有世代相传、约定俗成的民俗习惯.事实上,在家事裁判过程中适用民俗习惯,是转变司法观念、创新方式的具体体现,也是人民法院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此,我们必须认真梳理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的基本原则和范围,努力为民俗习惯在司法裁判中功能的发挥提供运行保障机制,从而充分彰显民俗习惯在弥补国家法不足、提升司法公信力和促进当事人自觉执行裁判结果等方面的权能与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观及其实践要求——一个功能视角的考察

司法观的错位,导致现阶段司法改革面临着多重困境。司法观取决于对司法功能的定位。鉴于司法功能要符合中国实际,当代中国的司法应以审判为中心。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需要从司法工具主义走向司法自治,从"政策实施型司法"转向"纠纷解决型司法"。在实践中要强调法院在公检法三机关中的中心地位,改变法院作为"弱势群体"的不良结构进而促使司法功能的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司法观将为寻求现代化司法理念的司法改革予以正确指引。     

从司法的技术观照到司法的理想建构——中国法律方法论深度研究展开的一个基本转向

在当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迎来了一个“司法技术重构的时代”.作为中国法学流派之一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司法的技术观照下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相关的不足,努力实现自身从对司法的技术观照转向对中国现实司法的理想建构,则构成了克服相关危机并实现研究深度展开的一个基本转向.     

元代江南地区的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 ——以湖田争讼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由于国家管制放松等原因,元代江南地区的围湖垦田以及由此引发的讼争十分普遍,其司法实践则反映出地方权力关系对元代江南司法秩序的深刻影响.蒙古诸王、 贵族、 官员、 军将以及僧道等权贵势力是元代江南地域社会中的强势力量,他们享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特权,往往以权力破坏司法规则,导致法律的失效和司法秩序的异化.以士人、 富民为主体的地方精英是地域社会的领导者,他们既协助司法运作,又时常有武断乡曲、 把持官府的现象,凸显出地方官府功能的不足以及统治的吃力.不同地方势力在司法运作中的角色,体现了元代江南地区司法秩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本身亦是元代江南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论检察权行使的司法化——以刑事诉讼为切入点

从国家的有关法律文件来看,检察机关是中国的司法机关,而对于检察机关的性质,学术界、理论界仍然有一些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不是一个单纯的司法机关,它还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按照宪法的规定它就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