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本文认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应该从收入、职业和教育多个维度分析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与结构。本文分析了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较大,但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的比例仍然较小。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和东部地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结构差异越来越大,第一产业中的中产阶层发展也遇到了较大阻碍。本文认为,要壮大中产阶层,应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推动产业、职业结构调整,普及教育,推动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扶持农民工依靠技能提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社会网络与劳动力市场中的制度区隔

探讨各类求职渠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效用是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制度区隔"的分析框架,对1999年五城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关系网络比市场渠道更能提高求职者进入某些工作单位的可能性,如国有垄断性单位、国有开放性单位和"软性技术"工作岗位。组织安排渠道对于获得国有垄断性和开放性单位的工作仍然重要,但是对获取"软性技术"工作岗位没有显著性影响。与信息资源相较,人情对于进入国有垄断性单位和获得"软性技术"工作岗位发挥着促进作用,是社会网络传递的核心资源。三种解释视角,即"制度残余"、"利润驱动"和"工作门槛",有助于理解社会网络具有相对优势的原因,说明工作单位所有权,行业的市场地位和工作岗位的特征对于塑造新兴劳动力市场上的制度区隔具有显著影响。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与社会支持 基于东亚华人社会的比较

已有研究大多从网络结构角度讨论社会支持,本文基于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从地位结构观角度探讨了东亚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资源分布格局的华人社会中,阶层结构对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选择上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与中国大陆相比,教育地位对港台地区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有更明显的正向作用;在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选择上,教育地位对中国大陆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的正向作用更强。     

权力作用下中国城市居民的纠纷卷入与应对

社会纠纷始终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文在现有关于社会纠纷的研究基础上,以权力为核心概念,从地位结构观和网络结构观两种理论视角出发,试图提出“权力的强制性及传导机制” 这一理论框架,分析当前中国城市中,个体自身拥有的权力和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对居民的纠纷卷入及其应对行为所产生的影响。CGSS2006的数据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个体社会网络中的权力,都有助于居民规避社会纠纷;第二,无论是个体自身的权力还是来自其社会网络中的权力,居民占有的权力资源越多,就越可能使用正式渠道来应对纠纷。     

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化与性别分层

当代中国社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伴随着社会分化,性别因素、年龄因素、教育因素等与社会阶级阶层分化的相关性显著增长.在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当代中国女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状态,验证了曾被西方学者讨论过的工业化社会结构转型较普遍的两个命题:第一,在"女性地位机会增加"(第一个命题)的同时,两性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在不断扩大;第二,不仅存在"女性地位分布的边缘化"(第二个命题)问题,同时出现了女性整体地位的弱势化问题.当代中国男女两性社会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男女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中,是否获得了同等的地位机会?在社会地位上是否更加趋于平等?性别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在近些年来,已经引起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提出了性别分层的论题,对女性群体社会经济地位状态进行了一些初步的经验研究.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新趋势(英文)

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新近变化。作者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中国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而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

以往研究多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对其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型塑作用。本研究根据健康生活方式模型将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分析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民众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其健康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

一、研究主题和文献检视本文使用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数据,通过分析北京城市居民个人层次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状况,试图揭示中国城市居民微观社会结构的一般特征。在与前人相关研究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宏观社会结构变迁在什么程度和通过什么方式为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机会或限制。虽然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存在着许多争论(Lin,1999;林南,2001;张文宏,2003;罗家德、赵延东,2005),但是以往关于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ric networks)或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的实证研究虽然涉及不同的研究主…     

资本市场的作用机制及对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本市场是一个资源配置市场 ,同时也是投资的场所和投机场所。作为投资场所和投机场所 ,它通过渠道效应和分流效应直接影响居民和政府的收入规模与结构 ;作为资源配置市场 ,它通过影响社会资源使用结构 ,影响收入在企业间的分配格局 ,进而影响不同产业、地区的收入分配格局 ,最终影响到政府和个人收入     

身份与权利:明代社会层级性结构探析

明代中国保持着帝制政治体制,同时又已卷入全球性大变迁,经济、文化思想领域皆发生巨大变化。在此情况下,社会组织的方式与状态是否发生了新异性、不可逆转的变化,构成理解该时代中国社会体系特点的突出问题。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文章尝试以社会地位与社会权利为基本尺度来透视明代社会分层体系,认为:从明初到明末,贵族、士绅、庶民、贱民四层等级的基本结构状况并没有结构性改变;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人身依附性社会关系趋于强化而非松懈;社会流动主要在士绅与庶民两个层级内部及这两个层级之间发生;明代中国社会还相当完整地处于帝制体系提控之下。明代中国处在变与不变的复杂纠结之中,要理解这样的一种社会状态与演变趋势,还有许多复杂的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北京社会阶层空间结构的特点、问题及优化

利用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功能区和街乡尺度分析北京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布,发现北京还未形成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四个圈层梯度分布的同心圆格局,在空间分化上表现为阶层分隔与互嵌的马赛克状。研究认为,应该大幅度改革居住证制度以吸纳社会精英、推动社会下层聚居区的绅士化、率先统一城乡经济社会体制、调整超级街乡行政区划,从而优化北京社会阶层的空间结构。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中国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中国教育收益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收入差距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2008年进行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分析了以教育年份、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为表征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劳动力市场上人们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影响,这种经济社会地位是以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状况来界定的。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不同的社会阶层,教育收益率是有很大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主要是受人力资本因素的影响,而社会保障状况的差异则主要是受户籍等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由此引申出的结论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二元分割的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分层机制。     

中国民众主观社会地位的地域差异:基于对CFPS2012成人问卷数据的“虚拟情境锚定法”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2012年成人问卷数据,通过“虚拟情境锚定法”研究中国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差异,探讨当前中国社会的分层现状。研究显示,当前中国社会居民的主观社会地位存在地区差异。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体的后致性因素（如教育、职业等）对社会地位认同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而在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评价标准。本研究体现了“虚拟情境锚定法”善于处理主观抽象概念的特征,这种方法在未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将会有很广泛的应用空间。     

日本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与权利回归

日本在经济长期低迷背景下,派遣工、外包工、临时工等非正式员工不断增加,他们的弱势地位导致了其难以融入社会生活之中,一定程度上处于被经济市场、社会组织、文化生活、政治活动所排斥的生存状态。这种"社会排斥"使劳动者的生存权、平等权等受到了侵害。通过法律政策对非正式员工的权益加以保障,促进其权利回归,是实现"社会包容"的有效途径。研究日本的"社会排斥",对预防和解决中国二元结构下农民工以及其他非正式员工的"社会排斥"现象及其应对措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就业市场中间人行为分析:基于社会资本视角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劳动力市场上中间人行为进行分析，具体考察影响其分享就业信息、提供就业帮助和最终成功匹配的因素。研究表明，就业信息的分享体现了社会资本的“运作效用论”而非“地位效用论”。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中间人并不热衷于信息分享，而就业帮助体现了趋异性交往原则。中间人倾向于向教育水平低于自己的求职者提供实质性的就业帮助。此外，间接关系比单一的强关系或弱关系更能预测人情资源。教育水平较低和有迫切就业需求的劳动者对社会资本依赖较大。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依赖关系渠道。企业设立固定金额的推荐奖金可促进员工分享就业信息概率，但不影响成功匹配的概率。     

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多个维度出发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学术界长期关注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而忽视技能培训的创富效应。建立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4、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实证检验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家庭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政府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兜底”作用;相比于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成效更高;技能培训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渠道促进共同富裕;政府转移支付会滋生“福利依赖”,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捐助反而能防止“福利依赖”的发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应该优化政府转移支付的受益结构,丰富技能培训形式,鼓励社会捐助,从而促进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