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情之正”——民初小说中女学生“自由结婚” 的真义与限度

具有新式教育背景的女性是清末民初婚姻变革的先锋。当通俗小说家对“自由结婚”的现象进行批判和思考时,她们也成了文本中的女主角。在民初的哀情小说中,践行“自由结婚”的女学生的价值取向被设定为“情之正”：其举动须“发乎情,止乎礼义”,同时尊重、遵从“父母之命”。她们对“情之正”的选择,正是对爱情的真挚、炽热性质的回避。小说家由此显示出其立场的局限性。因为通俗小说对市民庸俗道德观念的迎合,这类文本的使用在“小说证史” 的研究中存在一定限度：小说中女学生的价值观念不宜等同于现实中女性的取舍,通俗文本只在心态史的层面才具有史料价值。     

论《野叟曝言》的创作人格

《野叟曝言》的“文格”与夏敬渠的创作人格有一致性，但存在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对《野叟曝言》的文本价值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导致夏敬渠“人格”与《野叟曝言》“文格”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视角不能简单化。     

论《百合花》对政治功利主义和意识形态解读的超越

茹志鹃的《百合花》内涵复杂，主题多义，价值多元。作为一个艺术文本，它体现了道德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十七年文学”，受政治功利主义影响，普遍追求浅俗直白，体现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而《百合花》则是那个特殊语境中“话语蕴藉”的特殊文本。     

英语广告词语的仿拟艺术

仿拟是为了表现新的内容而对人们熟知的语言形式所进行的修辞性改造。广告为了争夺潜在顾客,常常借助仿拟修辞格。在广告中,仿拟可以分为仿词、仿语和仿句。按照“零度”和“偏离”理论、“文本互依性”理论以及“陌生化”理论,人们熟知的语言形式是零度的“底文”,而改造过的新形式是偏离了的“超文”。“超文”能产生别具匠心的“陌生化”效应。陌生化效应所造成的注意价值和记忆价值正是广告所追求的目标。     

莫让“多元解读”变成“多元误读”

新课标提出“应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在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学生对文章的解读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使阅读教学呈现出“百家争鸣”现象。然而，部分教师却从纯“文本崇拜”走向另一个极端——纯“文本批判”。甚至于完全忽略文本的暗示、提示，随心所欲，毫无限制地进行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经典文学的一种亵渎，是阅读教学的一种悲哀。试举以下课例，以期引发对此问题的思考。     

“历史”的变革与“主体”的浮现——“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再认识

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历史叙事在新时期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遭到了质疑和挑战。“历史”本身的虚构性和文本性特征使得作家无意于再建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放弃了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从而在文本中渲染了一种非理性主义色彩;同时,作家注重自我对历史的认识和体验,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关注个体的命运和价值,表征了一种经验理性的反思倾向。     

青年马克思于《穆勒摘要》的思想方位重辨——兼论《1844年手稿》的内部哲学嬗变

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一直以来被视作自在稳固的话语整体，由此《穆勒摘要》中的思想方位与文本价值至今未得到科学辨识。（1844年手稿》内部蕴涵着一种由“类人本学”向“社会人本学”的嬗变，《穆勒摘要》正是以这两种哲学话语分别作为理论逻辑上限与下限，从而构成《1844年手稿》前后异质关联的哲学中介，推进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自我升华。     

英雄神话、国族想象以及叙述的政治学———“主旋律”历史小说研 究简

围绕着“主旋律”历史小说，现实政治与历史想象之间产生了微妙的对话与互动关系。主流意识形态对历史叙事的影响体现在“主旋律”历史小说文本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英雄典范的转移、大和解的愿景、父权秩序的重申以及民族主义的表达。而上述内容在文本上的呈现也透露出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转型与价值系统的变迁。     

论古典长篇小说中的“榜”艺术

《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镜花缘》、《花月痕》等小说广泛存在“榜”现象。“榜”在小说文本里或于开篇做个总体的预见和暗示，或于小说中间做相关的提示，或于小说的结尾处做一个总括。“榜”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统筹起来，从而起到介绍人物与人物定位、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等作用。重点分析了“榜”在小说文本中的概况与特征，探讨“榜”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的艺术。     

“亲亲之根”——再谈《论语》中的“父子相隐”

世初之初,我国学术界围绕孟子论舜的案例和《论语》“父子相隐”的观念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儒家伦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实际上,普遍与特殊这种西方式的两分模式并不是解读任何文明、文化、伦理价值的唯一标准,对孔子思想的真实理解应回到《论语》文本本身。“亲”“仁”“爱”“礼”只有层次上的差别,无根本性质上的对立,“亲亲”是“仁”“礼”之根源,血亲是人伦之情的发源地。重视家庭的儒家传统文化,超越一切功利的“亲亲之光”对缓和当今多元主义文化的冲突有着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忠于参与者:组织管理研究价值取向的新趋势

促使诸多组织管理研究变得无关痛痒和没有意义的真正原因在于,以"忠于管理"或"忠于科学"为主旨的传统价值取向存在功利倾向和潜在不足,前者过于强调组织利益,忽略个人利益和研究关联,后者过于关注论题独特性,远离社会生活。以"忠于参与者"为主旨的价值取向是对前两种价值取向的重要补充,该取向将研究者的责任延伸到了研究数据收集之后,研究者以"专业助手"的身份出发,更加关注员工的提升与幸福问题,在技术上要求与参与者最大限度地进行接触,在伦理上要求对参与者诚实,更有助于组织管理研究基本目标的达成和研究者社会责任感的提升。     

斯滕豪斯“过程模式”探微

“过程模式”是斯滕豪斯在对泰勒“目标模式”批评的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课程理论,论述了他关于教育的目的、知识的性质等观点。模式体现出四个特征,即人文主义的知识观、“研”“学”一体的教师角色观、合作探究式学习观和发展性评价观。它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是:鼓励教师和学生的个性发展,建立研究者和学习者相结合的教师成长模式,采用师生合作探究式学习方式,确保评价更加反映学生的发展。     

"以学生为中心"英语课堂教学模式中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

本文通过对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及"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的对比分析,阐述教师只有通过自身对专业角色的认识,了解专业角色的特征,体味专业角色的价值,才能成为自觉创新教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回顾和思考

通过回顾科学心理学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图式,我们发现心理学应重视对人价值的研究,心理学家应发展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研究的设计应注重自然性和真实性,应提倡心理学家之间的协作研究。     

基于多准则决策分析模型的科研人员绩效评价研究

本文针对科研人员绩效评价问题,引入一种新的绩效评价模型——多准则决策分析模型,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对科研人员绩效进行综合评价。利用该模型可以计算出科研人员绩效的综合评价值,从而得到科研人员绩效的评级类别。最后本文利用新模型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进行算例分析,得到了较好的效果,这说明应用该模型对科研人员进行科研绩效评价可行有效。     

学术的浮沉与学者的角色定位——以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为个案

新时期以来的周作人研究的关注点、言说方式与时代思想、文化潮流保持着密切联系,自有思想史、学术史价值,这变化中又隐含着研究者不变的思维方式与立场。研究者借助研究对象参与到时代思想、文化大潮中,隐含着潜在的政治与事功诉求;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时代转型中,知识分子参与现实的观念、方式几经调整,但舒芜、钱理群的周作人研究始终保留泛政治化特征,体现一代中国学人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中国学人积极的事功心态和非学术本位的学术观念,在周作人研究中有迹可寻,二者学术研究中隐含的自我社会角色认同的困境与偏颇,体现的乃是一代中国学人的文化症候。     

中国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及评价

文章依据中国学科分类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揭示了中国学术期刊的学科分布状况,并从人均期刊数和论文产出率两个角度对各个学科的期刊进行横向比较与评价,对部分学科还进行了中美两国之间的论文生产率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学术期刊存在着学科结构不合理的现象.     

社会工作实践中价值中立是可能的吗——析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定位,直接关系到对社会工作学科本质的整体判断,更间接影响到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方法。以实证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主张要用价值中立的客观态度去理解外在世界活动。而实际工作中,很难实现全然价值中立。价值相关性的价值介入观承认选题上的"价值相关",但仍把研究过程看作是不含价值成分的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强烈价值介入观则强调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自己的价值判断。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并非是一个事实与事实之间的关系,它在实践中涉入了强烈的社会工作者的价值判断,而社会工作者在实务社会工作中的实践,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实践。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卡勒瓦拉》与《格萨尔王传》之比较研究

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已被各国研究家公认为世界伟大的史诗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确认它是世界性的民族史诗,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基石。它与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不少个性的差异。从多角度入手,对藏族《格萨尔王传》和芬兰《卡勒瓦拉》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从而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和分析这些异同,必将有助于深入理解《格萨尔王传》的艺术魅力、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