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306号墓国属问题研究——兼及浙江除偃王传说

绍兴306号墓于1981年11月被发现,1982年进行发掘。从三件青铜器铭文综合观之,绍兴306号墓为徐墓。     

元蓟国公张应瑞墓及相关问题管窥

元代蓟国公张应瑞墓,位于赤峰翁旗梧桐花镇政府驻地东北8公里,其墓址可谓“风水宝地”;张应瑞其人生前身后声名显赫;其墓碑历经劫难,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且非常完整。碑文语言讲究,书法艺术精湛,石人石兽的雕刻堪称我国北方古代石雕不朽的艺术杰作,日本考古学家曾到墓地作过实地考察。张应瑞墓碑保存完好,对研究蒙古族民族的政治、文化及蒙古文字的发展与演变、元代汉字书法艺术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学术、艺术价值。     

阜新地区辽墓壁画及相关问题

阜新地区出土了众多辽墓壁画,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四家子辽墓壁画、平顶山辽墓壁画、平安地辽墓壁画、关山辽萧和墓壁画以及黄家沟辽墓壁画等。这些壁画的内容题材、图像样式和艺术特色突出展现了契丹的民族特色和风俗性,其绘画的风格技法、构图布局充分展现了辽代绘画成熟高超的艺术水平,形象生动地折射出独具特色与魅力的契丹历史文化内涵,涉及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及相关问题

已经公布的《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志》为唐代吐谷浑史又添一重要史料,但已有文章多处释录、断句有误。该墓志为吐谷浑王室子弟称王现象又添一证,也成为了吐谷浑由周边藩属到迁居内地,最终融合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又一物证。志主祖“丽杜吐浑可汗”与其父兄“拔勤豆可汗”的称号皆可考证。志文明确记载慕容智所葬之地为“大可汗陵”,此处也是吐谷浑王室多位成员的墓地所在。探明“大可汗陵”所指,并解读吐谷浑王室的凉州情结,必须与历任吐谷浑可汗与隋唐王朝的关系结合起来,也必须与吐谷浑投唐之际的唐蕃关系结合起来。     

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

古书中有关徐偃王的传说多有相互抵牾之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徐偃王是专指某位徐王,还是泛指徐国国君的不同理解有关.实际上,徐偃王是泛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偃王.而古书中关于徐偃王"好行仁义"、"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视物如伤"的记载似均应视为原始社会中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平等关系的遗风遗俗,与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王安石因死非其时,其身后丧葬草草了事,奔丧的人既廖廖无几,更无人为他作“行状”、“墓志铭”、树“神道碑”,而只在墓中埋入一简单“墓碣”。他死时六十六岁,《宋史》本传却误为六十八;死后葬于金陵东郊故宅后,而明代的一个临川知县却说其墓不知所在。这都可证明后人对其生平之极少注意。但因在十年浩劫中曾演出“儒法斗争”的闹剧,使王安石红极一时,遂致江西的临川、东乡两县争认王安石为本县人,纷扰不已。本文正是为澄清这些有争议的问题而作。     

北魏《申洪之墓铭》及几个相关问题

本文着重就北魏《申洪之墓铭》的出土和拓本的流布情况,墓主申洪之的身世和官职,铭文后记所印证的北魏平城时期离散部落和计口授田的史实和北魏平城时期土地流转情况作了论述。透过铭文书迹“一铭三体”的现象,就其所涵文化信息,诸如北魏平城时期铭刻书体的面目和各种不同书体的运用情况,申洪之铭文书迹及平城百年书法的基本评价等作了以小见大的分析和阐述。     

桂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广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之一.而桂西北地区最为落后.可见,桂西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新农村建设,是破解"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首先从桂北新农村建设的现状出发.探讨桂北地区新农村建设面临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作综合性的思考.     

数字图书馆及相关问题初探

本文介绍了数字图书馆一些基本特征,以及国内外数字图书馆研究现状,并就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在敦煌吐蕃时期洞窟首次出现的原因

《金光明最胜王经变》最早出现于敦煌吐蕃期洞窟壁画中。综观《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主要表现的是护世护法的思想主旨,这种思想恰与当时敦煌人在经过和吐蕃近二十年长期战争所带来的混乱、贫困、痛苦相呼应,表明了当时人们在经过长年战争后渴望和平的心愿。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礼器看列鼎制度

从周代考古墓葬出土青铜鼎,大致可看出列鼎制度形成发展之脉络。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为列鼎制度萌芽阶段,此时同级贵族列鼎多寡不一,尚未形成定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为列鼎制度的正式形成与规范阶段,部分墓葬列鼎数和文献上所记载的＂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情况相吻合;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为列鼎制度的普遍僭越阶段,此期列鼎制出现了遵守与僭越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这一时期传统与反传统之间激烈斗争的真实写照。     

尹湾汉简《神乌傅(赋)》考论

<神乌傅>第20简上的双行小字,并非作者或传写者的题款,它只不过是赠物者的一个签名.<神乌傅>的主题,仅就神乌故事本身立论是不够的,应该充分重视作者自己的意见,即<传>中所宣扬的弃利避害、全身远祸.结合当时的思想背景来看,这一主题的形成与武、昭之际文学、贤良上仁义、疾权利的思想行为不无关系.神乌所负载的文化含义,论者多以仁、孝求之,然而赋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乌与它鸟相斗而致死.乌与它鸟相斗致死这一现象,在汉代人的观念中却不是视为吉祥,而是视为黑祥,统治者及五行家出于强烈的政治目的往往把它与当时所发生的重大的反叛事件牵合在一起,因此,此赋所具有的政治倾向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于<神乌傅>的形式,不能简单地因其写了一个乌的故事就把它看作民间俗赋或民间故事赋,从该赋在各个方面显现的特征来看,它还是属于汉代典型的文人赋的形式.可以初步判定<神乌傅>的具体写作时间当在汉昭帝元凤元年稍后.     

汉武帝与"巫蛊之祸"

针对西汉频繁出现的以"巫蛊"杀人的事件,本文力图透过事情的表象,以最典型的西汉武帝时的"巫蛊之祸"为例,分析其更深层次的因素.本文从汉武帝的生存环境对他的影响,统治中遇到的一系列难题,易储想法的形成与实施等方面阐述和揭示出,用巫术只是手段,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手段.     

西汉以孝治国悖论浅析

西汉推行以孝治国理论,这种理论常常陷于维持宗室秩序与骨肉相残的悖论。西汉统治者通过"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众诸侯"推恩的软着陆方式,破坏地方王国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条件来解决王国问题,以孝治国悖论却成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西汉侯国官制考述

汉代列侯分为功臣侯、王子侯和外戚侯三种。汉初 ,列侯“掌治其国”,得以“自置吏 ,得赋敛”。武帝时 ,“改所食国令长曰相”,侯国别属汉郡。西汉侯国官制由此发生了质变。侯国存在着以相 (令长 )为核心的地方行政系统和以侯家丞为中心的家吏系统。汉初两个系统的设官 ,除侯国令长外 ,余皆归列侯任免。西汉中后期 ,侯国官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侯国系统中二百石及其以上的相、丞、尉和家吏系统中比三百石的侯家丞 ,按汉法当由中央任命 ;侯国系统中相、丞、尉之佐吏和家吏中的仆、行人、门大夫当为百石吏 ,由郡一级统一调配无疑。这从《尹湾汉简》等出土的相关考古资料中可以得到印证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玉器的工艺及文化意蕴研究

在整个中华民族琢玉的历史长河中,商代玉器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除出土令世人瞩目的青铜器外,也出土了754件（颗）的玉器,它是商代时期长江南岸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这批玉器既有精湛的雕琢工艺与娴熟的打磨加工技术,也有巧妙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和设计创造;既有形制非常规整而流畅的器形,也有灵活多变,生动传神的玉雕饰品;既有具象写实的,也有夸张、变形的,它向世人展示发达玉器工艺及深层文化内涵的同时,更向我们昭示了大洋洲的先民们用勤劳和智慧所创造的发达灿烂的文明。因此,有着极高的美学、历史、民俗与考古价值,同时也为我们今天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和传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唐初抗击突厥的比较

抗日战争同西汉抗击匈奴以及唐朝初期抗击突厥一样,都获得了对外自卫具有长远意义的成功。但抗日战争胜利是三次胜利中自卫一方在形势特别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就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抗日战争集中了西汉抗击匈奴战争和唐朝初期抗击突厥战争的优点,并把这两个优点发挥到几乎是极致的程度。这是抗日战争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贵州赫章可乐汉代土著墓葬试析

本文主要讨论了土著墓的时代和随葬品的文化内涵。我们认为原报告对可乐土著墓葬时代的判断不够准确,通过统计和比较分析得出其时代应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前后至西汉晚期,少数墓可晚至东汉初期。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不同类型的随葬品因素构成所反映的这时期土著文化与滇文化、巴蜀文化和汉文化之间不同内容和性质的文化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当地多元文化格局的内涵、特点、变迁及其原因。     

汉高祖西都长安试析

汉高祖初欲定都洛阳 ,后采纳臣下谏言 ,改都长安。历史证明高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汉初诸帝经营长安 ,扬长避短 ,带动了全国都市经济的发展 ,使之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高祖西都长安的成功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迪     

伦理制衡与西汉政治——以汉武帝时代为中心

汉武帝时代是伦理政治格局形成时期 ,也是朝廷内外事功纷扰的年代。从汉武帝时边疆战争、敛财政策等事功举措及儒臣群体的规谏批评之史实入手 ,分析了伦理标榜下的事功政治与儒家伦理制衡之间的紧张和冲突 ,循此深入揭示了西汉中叶伦理政治模式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