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可持续发展中起到不可缺少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所必须的政治责任、社会伦理价值责任以及技术支持责任.     

金融危机之后对全球和谐与人类发展的深度反思

全球和谐是经济伦理引向的终极旨归,全球和谐隐含着"本体性"的经济伦理价值,掩隐着经济与伦理的同构层序;人类发展关乎着发展之善深层的伦理运演,本质上隐喻着伦理的特征,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衍生了深刻的伦理问题。全球和谐与人类发展是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两大伦理主题,是后危机时代经济伦理学的最核心范畴,具有全球性的价值意义。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

经济全球化时代儒家伦理的存在价值在于,它能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危机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儒家伦理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能够为全球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思路,“和而不同”的思想有助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平等对话,“重义轻利”思想有助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人、人与群体间的矛盾冲突,“知命”、“为己”之学可以为价值真空时代的现代人提供安身立命之所。我们只有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对儒家伦理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民主、科学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重构,才能发挥上述四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从“生态中心主义”到科技立法的生态价值

以科技自由和经济利益为核心价值的现代科技立法,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为人类社会文明带来了生态环境危机和道德危机的双重挑战,“生态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价值观和科技中立主义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为现代科技立法导入生态价值取向提供了哲学基础.     

风险社会治理与科技伦理应对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危机风险。人类正步入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现代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使人类自身正面临着种种不可预知的社会风险。积极应对科技发展的危机风险,将其控制在个人和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避免使其转化为真正的社会危害,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

自从韦伯提出"责任伦理"的概念以来,责任伦理在伦理学研究中受到广泛的重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责任伦理水平是决定能否合理应对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伦理是前瞻性责任和追溯性责任的统一,但强调更多的应当是一种前瞻性责任。为了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应当通过培养角色意识、明确价值追求、加强制度建设等途径,提高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伦理水平。     

回到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的解读与启示

麦金太尔认为现代西方世界已经出现了深刻的道德危机和道德理论的危机。因此,他在《德性之后》中提出了他的德性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就在于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三百多年间,人们抛弃了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而走出西方伦理困境的出路就在于回到亚里士多德。就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各种伦理思潮,如后现代主义、价值中立、普世伦理、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而言,麦金太尔的德性论研究无疑为伦理思想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和反思。     

和谐社会正义建构的价值超越——基于“个体”与“社会”共生性平衡的视角

现代西方正义理念以原子式个体概念以及个体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作为意识形态预设,由此导致个体权利与社会整体利益关系失衡,以及权利取代价值认同的价值危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政治联合体,也是伦理联合体。和谐社会正义建构中的个体权利观,依托一种给予其正当性证明的社会性价值理据,有助于克服西方抽象权利本位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权利观的价值伦理指向与行为规范导向。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

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是政府及其组成人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要承担的道德和道义上的责任.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的伦理责任产生的依据是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价值目标、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职能优势,以及政府自身公信力建设的需要.在公共危机产生和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政府的伦理责任都有所体现.     

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伦理审视

危机事件的突发性决定了处置手段和方法的非常规性,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成为政府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保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种伦理性裁量权,应该遵循的伦理准则主要有以人为本、公共利益至上、效率与公平统一、诚实守信等。政府危机管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幅度的扩大给行政主体提供了滥用职权的客观条件,我们既要看到其伦理价值,也要对其进行伦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