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桂林抗战文化的特殊文化含量

一、奇异的文化景观桂林抗战文化 ,是 2 0世纪上半叶的一个文化奇迹。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岁月里 ,桂林这座抗战前仅有 7万人的南方小城 ,竟在战争爆发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下子繁盛起来 ,发展成为拥有 30多万人口、数十家报刊、上千文化人聚集活动的战时大后方的重要文化城。从 1938年到 1944年 ,先后在桂林活动的作家艺术家和新闻记者有 :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柳亚子、徐悲鸿、田汉、艾青、胡愈之、胡风、盛成、贺绿汀、马思聪、凤子、范长江、萨空了、杨朔、秦牧、欧阳予倩、王鲁彦、艾芜、周立波等 ;著名学者有 :陶行知、梁漱溟、…     

桂林和重庆: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抗战爆发后，大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桂林和重庆，他们在这里组建文艺社团，举办文艺研讨会，出版刊物，撰写文章，创作作品，构筑起抗战文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抗战文艺活动。桂林和重庆两个文坛，因他们具有的侨寓性、本土化、民族解放意识、开放性等特点和他们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而成为大后方文坛的双璧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态势述评

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留下了特定时期的一种民族印记。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是中国抗战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十年中,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分为政府推动和学界推动两个方面,学术会议作为重要载体,名家云集,观点荟萃,研究成果丰硕。重庆正在大力推进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对于深化中国抗战史研究、推动＂二战＂历史研究的深入,对于促进＂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关于建立桂林抗战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思考

文章通过论述建立桂林抗战文献资源数据库的重要性及其可行性,提出了西南各馆联合建立桂林抗战文献资源数据库的初步构想。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李辉英抗战题材长篇小说论

李辉英是一位身跨现当代地跨大陆与香港两地的抗战小说家,他的抗战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他文学创作的艺术成就。他全景式地展现了从抗战前到抗战后,从前线到大后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图景,塑造了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士兵、群众的人物群像,其中集团军申总司令形象堪称典型,为抗战人物画廊增添了厚实的一笔。他作品中所弘扬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东北作家天然秉传的文学品格并生生不息于中国新文学史册。尽管在思想的穿透力、文本的时代氛围等方面有些许遗憾,但作为一位抗战小说家,李辉英的文学贡献应予以充分的肯定。     

同根而生的两支奇葩——浅谈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学与圣地延安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抗战区文学出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学和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两者在同一时期的不同的特殊空间里各自发生、发展,但两者以中共南方局为纽带,采用不同的方式互动、交流,使重庆抗战文学的主流和延安文学一样都同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前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抗战时期徐悲鸿艺术创作题材的转变

抗战全面爆发后,徐悲鸿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足迹踏遍整个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诸国。经过八年抗战血与火的历练,他完成了他艺术思想的历史性嬗变从着眼历史到立足现实的创作实践,从而赋予他艺术具有革命时代意义的活力,以及给中国美术界人物画带来本质的变化。在抗日救亡的大时代和社会大动荡中,徐悲鸿通过艺术活动及艺术创作来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支持大后方如火如荼的抗战美术活动。     

抗战时期迁居昆明的民族语言学家对云南各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著名的民族语言学家来到大后方昆明工作。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云南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调查研究成果,从而对我国民族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

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行业萎缩,规模缩小,甚至出现停产的现象。但同时部分手工业行业因适应战时需要得到迅速发展,并呈扩大趋势。手工业生产采用家庭经营、手工业小组和合作社、个体经营等模式。手工业收入占到农家经济的30％,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能力。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青年动员工作的开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切实把社会各阶层青年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战时轨道,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展开了全面的青年动员工作。在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成立青年动员工作领导机构,建设、发展和巩固根据地;在国统区,发动了广大青年推动和支持国民政府坚决抗战,争取民主,促进抗日青年统一战线;在日占区,秘密发展抗日青年组织,动员青年与日本法西斯和汪伪政权展开英勇机智地斗争,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桂糊社团的演进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戏剧社团的组织形式及特点,不仅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体制和机制的发展特色,而且体现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史面貌。桂林文化城的戏剧刊物,在传播戏剧理论、总结戏剧艺术实践经验方面,积极地推动过中国抗战戏剧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