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天赋与译者

翻译的目的是要将一部作品变成译入语读者能欣赏的作品 ,尤其其中的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 ,其翻译过程是一个审美再现过程。要想译作能体现出原作的美 ,这与审美客体即原文的审美构成有关 ,同时更与审美主体即译者的审美感知力有关。译者的审美感知力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其自身的艺术天赋影响     

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观对传统翻译观发出了挑战。传统的翻译理论把原文和译作看作是对立的两极，并把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性别色彩：译作低劣于原作，且服从于原作，好比女性服从于男性。这种隐喻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而女性主义翻译观则通过解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重建原作和译作的关系．指出二者既平等又互补的共生关系。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可以通过和作者进行移情置换和角色转换实现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平等。     

钱钟书翻译思想探微——以解构主义为视角

1963年钱钟书发表《林纾的翻译》,首提"化境"一说,学界称其为翻译最高境界。在化境说中他提出"诱"、"讹"和"化",分析了翻译中的可译和不可译、译者与原作者、译作与原作、文本与意义、翻译确切等问题,与西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翻译有时是一个不可译的事件,翻译不是复制原作,原作需要打开封闭性,为开放性阐释提供思想张力,由此,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真正确切的、好的翻译文本是原作的"投胎转世","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     

论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的和谐

风格的研究是文学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风格具有可译性,但是要想在一部译作中复制出原作所有的特征绝非易事。翻译的最高境界是使译文的思想内容、文体风格乃至读者感受等诸多方面与原文完全相同。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应该只追求自己的风格,而应该兼顾作者的风格,以达到原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的和谐统一。     

从译者改写行为看葛浩文《狼图腾》英译(英文)

翻译必称"信、达、雅",这一理论导致中国的翻译一直停留在字、词、句的斟酌对应层面上,完全忽略了读者的感受与认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中国逐渐获得一席之地,这也为译者对原作进行适当改写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狼图腾》的翻译为例,译者对原作的改写使得该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及蒙古文化迅速被西方世界接受,为中国的文学输出开辟了另一条道路。     

试论自译现象之于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以穆旦诗歌自译为个案

作者与译者身份重合这一特征使得自译成为一种特殊的翻译现象。本文试通过分析穆旦诗歌自译作品,探讨自译现象对普通译者的借鉴作用。将穆旦诗歌自译作品与其他个别译者的译文进行分析对比后发现,穆旦自译的诗歌较原文虽然也有改动之处,但基本较为忠实,有时其他译者的译文比穆旦的翻译还要自由。从穆旦的自译作品可以获得的启示是：第一,翻译与创作并非对立;第二,文学翻译必须传递原作的精神内涵;第三,分析研究自译作品有助于译者更好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与原文意义。     

从文学鉴赏论看译者主体性——以《飘》汉译本为例

文学鉴赏论研究文学的欣赏活动,强调文本读者参与实现文本的价值,并且发挥着主体作用.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时,首先鉴赏原作,理解体会原作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翻译文本.分析《飘》在不同时期的两个汉译本可以看到,译者在选择鉴赏对象,再现与再创造作品艺术形象以及对同一文本进行独特的理解与阐释时,即早在翻译的鉴赏阶段译者就已经发挥着自己的主体性.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文化转向”视阈下译者的主体性研究

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颠覆了原作与译作的等级关系,为译者带来了解放的福音,使译者有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译者的历史意识、译者的文化意识以及译者的读者意识都指向了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问题,说明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而体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和谐统一的译者主体性才是译者应有的定位。     

传承中国译论的"再创作者"——董秋斯翻译思想研究

董秋斯是我国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他主张翻译是一门科学,率先明确提出建立翻译学、建设翻译理论的问题;提倡开展"建设性"的翻译批评;坚持为人生的文艺观,强调翻译的社会功用,主张翻译现实主义作品,坚持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认为翻译是以"忠实"原作为基础的"再创作".     

级差系统与翻译主观性——析权威教材中的“不忠实”译例

评价是语篇意义的核心,因此评价意义的翻译至关重要.级差是评价意义的核心子系统,对于态度和情感表达的精确性起着关键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翻译实践的成败.事实上,由于文化差异、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和译者的个人主观因素,原作和译作中级差意义不一致的现象非常普遍,传统的翻译理论没有对此作出解释,当前的翻译教学也忽视了这一方面.运用马丁的评价理论,对权威教材中英汉/汉英译例进行分析,将原作和译作中级差意义不一致的情况进行系统对比和分类,发现不一致主要体现在译者改变级差意义、译者删减级差意义和译者添加级差意义几方面.     

在翻译过程中应避免解构主义的几个倾向

翻译是人类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解构主义的翻译研究范式打破了以科学精神为指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垄断,打开了与翻译相关的一切可能领域,带来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这无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步.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避免解构主义的三个倾向:(一)避免在解构主义中发现的"潜意识"被变成"显意识";(二)避免把解构当成目的;(三)避免把非理性当成理性,以期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作更具规范性和科学性.     

翻译规范与德庇时《中国小说集》英译

英国著名汉学家德庇时1822年以李渔作品《十二楼》中的《三与楼》《夺锦楼》与《合影楼》为原本翻译的《中国小说集》是其代表性译作。在英译过程的各个阶段,德庇时均受到翻译规范的制约。他选择小说《十二楼》译介受到预备规范的影响;他在英译中主要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减少译文的异质性,受到起始规范的作用;他在处理小说情节时采取删节、增补与改写等具体翻译方法,则是操作规范规约译者实际翻译过程的体现。德庇时英译《中国小说集》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是译者主动适应翻译规范的结果,对当前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译无定法亦非无法——读《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译文

对译者来说,解读、翻译文学作品的主要客观依据是原作文本。问题是,即便原作文本提供的各种因素,例如词汇、句式、修辞手法等都是客观的,解读的途径仍千变万化、因人而异。《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译文的经验揭示了翻译的辨证法:译无定法,却不是无法。     

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启示——以《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阐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野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凸显了译者理解的主动性,也更加明确了文本意义阐释过程的动态性和循环性。这些在《德伯家的苔丝》多译本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也说明了个体译者对译作的影响是无法避免的,名著重译正是阐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实践起指导作用的证明。     

探性别的寓意--以《道德经》两个英译本为例

《道德经》英译本中不乏女性主义译者。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从新视角重读他们的译作,研究译者的初衷以及译作的效果,将与翻译研究的其他视角相辅相成。通过选取两个典型的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道德经》英译本,意在探究自由派女性主义和激进派女性主义在各自译本中对原作意图阐释的差异,特别是对性别含义的不同见解。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本——晚清翻译选材的历史回顾

文章摆脱了将重点放在原作与译作文本对比上的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从解构主义理论和文化翻译理论出发,讨论了意识形态的定义、特性和作用;从历时的角度,对晚清翻译史做了回顾和研究,从而阐述了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本的影响和操控作用.同时,也揭示了此影响并非是绝对的,而是具有相对性的.相对语言文字在翻译活动中的显性作用,这种影响是一种隐性作用力.     

翻译中的主体间性——交往理论对翻译的启示

翻译研究从结构主义的“原文至上”到解构主义、哲学解释学的张扬译者理解和阐释的权力和自由空间,都因为过于极端化地强调单一主体而无法为翻译实践提供确当的方法。作者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出发,对翻译的主体重新作了划分,并对翻译主体间性的规范性进行阐述,认为各翻译主体间的合理交往为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辜鸿铭英译儒经的生态翻译学解读

辜鸿铭成功的将儒家经典古籍《论语》、《中庸》等译介到西方社会,为我国的文化外输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然而,辜鸿铭的儒经英译活动长久以来并未得到充分的理解。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它突出了译者的中心地位,并且认为翻译是译者对于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兼选择性的活动。在此理论的关照之下,对辜氏的译作《论语》和《中庸》进行重新审视,发现译者在翻译儒家典籍的过程中适应性的选择了以西释中的特殊翻译策略,力图打破东西畛域,向世界宣扬我国的传统文化,让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借此消除东西文化差异带来的文化歧视和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