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错误

1933年11月20日,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其主要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率领下,联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打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帜,史称福建事变。事变两个月后,福建人民政府垮台,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肢解。导致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在福建事变问题上的     

毛泽东在“福建事变”期间是否提出过“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战略性建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当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酣战之时,国民党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是国民党营垒内的一次重大分裂。蒋介石因此被迫从江西“剿共”前线抽调五至七个主力师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

“９·１８”事变后，中共提出组织反帝运动中的下层统一战线，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采取“逆来顺受”政策，所以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中共发表《八一宣言》后，分析了蒋介石的抗日的可能，中共对国民党蒋介石又执行了逼蒋抗日的政策。卢沟桥事变爆发后，９月２４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时中共才完成了从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试论“福建事变”失败的原因

1933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事变,改元换旗,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与蒋介石国民党决裂。然而,这个政权仅存在50多天就失败了。原因何在?近年来不少党史、现代史讲义和有关学术论文,多从两方面论证其原因。一是由于被教条主义者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判断,认为“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福建人民政府是反革命“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因而对新政权采取了“左”倾关门     

湘西各族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了中国各族人民拯救民族危亡的全面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本文试就湘西土家、苗、自、回、汉等族人民参加的这场民族斗争作一粗浅论述。 1 湘西各族人民在后方的反蒋抗日民主运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以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被迫迁     

杨虎城将军的欧美之行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怀着善良的愿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以惊险的手段,捉蒋放蒋,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蒋介石在全人民抗日怒潮压力下,被迫     

试论青年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既有拥蒋抗日的一面,又有反共和其一部分成员叛国投敌参加汪伪政府的一面。但其根本立场是依附蒋介石国民党,坚持反共反苏。现就青年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活动略谈管见。     

"上梁盖顶"——宋美龄调解西安事变评析

宋美龄是代表国民党蒋宋家族参与和平调解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之一.她秉持"和平与抗日"的原则,在南京竭力劝阻主战派对西安的讨伐,在洛阳敦促讨逆部队直接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而将"讨逆"战争转化为不至于成为破坏和局的博弈举措.抵达西安后,她改变蒋介石不肯妥协的殉难心态,陪伴其度过从"剿共"到抗日的国策转变的心路历程.她和宋子文一起,代表蒋介石与周恩来谈判,达成全面停止内战、国共一致抗日的若干口头协议.她还凭借与张学良的多年交谊,以及张学良对她的抗日政见的敬重,在蒋介石坚持不签署书面承诺的情况下,成功说服张学良首先同意放蒋,从而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这就从国民党开明高层的一方,为将西安事变建造成为中华民族摒弃前嫌、团结抗日的历史丰碑而"上梁盖顶",其历史贡献弥足珍视.     

转折点

1936.12.12西安事变:扭转时局这一天,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张学良曾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苦谏",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蒋拒绝。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25日获释,由张学良陪返南京。蒋介石飞回南京后,立即把张学良拘禁起来。     

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

在察哈尔抗战期间,李烈钧支持冯玉祥领导抗日,却不支持其对内反蒋反政府;支持冯玉祥抗日的同时,对政府抗日也表示理解,对蒋介石也有称许,这时他没有参与冯玉祥的反蒋反政府活动;李烈钧调解蒋冯关系的方案,是在政府指导的框架之下,而不是脱离政府,或是反政府。在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中,他出力较多,影响甚大,功不可没。     

有关福建事变中蔡廷锴的两个问题

蔡廷锴在福建事变策划过程中曾提出过＂拖一二个月＂发动事变的主张,这与其＂反蒋＂政治主旨有关,是蔡廷锴关切福建事变政治命运和发展前途的结果,福建事变迅速败亡的事实证明,蔡廷锴的主张在当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福建事变迅速失败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能简单指责蔡廷锴个人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蔡廷锴是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救国价值观的主导下积极组织领导＂联共反蒋抗日＂活动,为这一时期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救国会与两广事变

1936年6月两广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防止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吞并和扩张自己的实力,藉“北上抗日”为名,联合武装反蒋,史称“两广事变”(又称西南事变、六一运动),一时双方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最终以和平解决而结束。     

关于“抗日反蒋”的几个问题

“抗日反蒋”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个历史阶段的口号和策略方针,目前在党史界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今就教学中接触到的问题,谈点意见。 一、是“抗日反蒋”,不是“反蒋抗日”。 有的文章把我党“抗日反蒋”的口号和策略方针说成是“反蒋抗日”,①这是与历史实际不符的。“九一八”事变后,在我党的文件和我党领导人的文章中,使用过“反日反蒋”与“抗日反蒋”,但未提出过“反蒋抗日”的口号和策略方针。1933年10日26     

萧振瀛将军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发展中,国民党第一战区上将总参议萧振瀛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审时度势、反对分裂、反对汉奸、拥蒋抗日,不仅制止反蒋卖国活动,而且有效地谏蒋和平解决两广事变,为结束内战做出贡献。萧将军任天津市市长时,不仅不镇压学生运动,而且支持其妹夫、长子参加八路军;婉拒29军赴江西"剿共",保存抗日实力,联共抗日。     

“九·一八”至“八·一五”： 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十四年中,毛泽东对国民党政权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态度几经变化,从反蒋、逼蒋,到联蒋、拥蒋,直至后来的批蒋.毛泽东对蒋态度转变的原因就国际原因而言,主要取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以及美国对国共政策的影响等;就国内原因来说,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抗战派的联动.基于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考虑,毛泽东注重实际,重视客观现实,以及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等领导集体成员纵论时势的交流和启发.     

略谈张学良从拥蒋“剿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

<正> 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上,以主张联共抗日发动西安事变而名震中外。但是,张学良原是奉系军阀领导集团的重要骨干,后又依附于蒋介石,成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重要成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拥蒋“剿共”的。1935年底以后,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由拥蒋“剿共”转变为联共抗日。本文就他的这一转变原因,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1928年6月,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12月,东北“易帜”,这是他走上拥蒋道路的第一步。1930年,国民党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蒋介石和反蒋各派都极力拉拢张学     

论中共“逼蒋抗日”方针制定的原因

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是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变化。中共制定“逼蒋抗日”方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二、中日民族矛盾激发,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要求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日本对华北加紧进攻,危害英美在华利益,英美开始反击日本。四、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和英美在华利益,对日政策逐渐政变。五、国共两党代表有联系和接触,制定“逼蒋抗日”方针是为了使谈判获得更大进展的一个策略。     

论淞沪会战中国民党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

淞沪会战是抗战初期的一次重大战役,国民党地方系部队广大将士在这场战役中同仇敌忾,积极参战,奋勇杀敌,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烈篇章。本文仅就地方系部队的对日参战及其作用和原因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揭开全面抗战序幕的淞沪会战,是一场以国民党蒋介石嫡系部队为主力,地方系部队协同作战,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壮烈战斗。参加这次会战的各路地方系部队,主要是南方（含西南诸省）的地方军事集团、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部分地方军事集团中颇有影响的上层将领及国民党要员其爱国心有所萌发,在全国抗日反蒋高潮中,一方面,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并未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另一方面,民族矛盾的激化又使他们不愿因内战而放弃抗日,在中日民族矛盾不断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发生新的变动的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抗日行动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利用其在西北军中的影响及他个人在国民党中的声望,坚决要求抗日。他致力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北方的东北军中部分爱国将领自“九·一八”以后,也揭起了抗敌旗帜,主动进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南方,1932年1月28日,福建蒋光鼐、蔡廷锴等19路军将领在上海率部抗战。接着,又联合广东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     

两广事变的性质是“逼蒋抗日”

长期以来,人们对两广事变的性质问题主要形成两种意见:一是认为属抗日反蒋性质,二是认为属联日倒蒋性质。其中,第一种观点最为流行,是人们普遍的看法;第二种观点主要是某些两广事变的经历者在回忆中提出的。近来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分两个阶段来研究两广事变性质的新看法,认为第一阶段是联日反蒋,第二阶段,李宗仁、白崇禧等逐步走上了逼蒋抗日的正确道路。经过对两广事变大量史料的考察,笔者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