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犯罪问题探析

新刑法确认了“单位犯罪”的概念，突破了过去的有关限制，明确了“单位犯罪”的罪名和罪种范围。并确定对“单位犯罪”采用双罚制，是我国刑罚确定的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一般原则     

论法人犯罪

法人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衍生物。法人团体的局部利益与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公民个人利益的冲突 ,是产生法人犯罪的社会基础 ;新的实用主义的刑法观是产生法人犯罪的刑事哲学基础 ;在法人化的社会中 ,以实在说为主导的法人性质的认识 ,解释了法人构成犯罪的主客观基础 ;整体责任观念的确立 ,使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完全有别于专制主义社会的株连责任 ;两罚制的刑事责任方法 ,为追究法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选择了途径。由此 ,构筑了法人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     

试论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也称法人犯罪。单位犯罪主体必须是单位,犯罪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其客观表现必须是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认定单位犯罪应区别与自然人犯罪和共同犯罪的界限。对单位犯罪刑罚适用“两罚制”。     

新《刑法》第244 条的立法缺陷及完善

设定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应该考虑其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新刑法第 ２４４ 条适用代罚制,缺乏立法的理论依据,立法的客观依据也不充分,且在实践中有负面导向作用。因此,建议立法机关颁布一条单行的刑事法律对其予以完善     

关于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

刑法总则第30条、第31条专节明确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在分则413个罪名中规定了128种单位犯罪,占罪名总数的31%,足见研究单位犯罪的刑法理论中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在总结单位犯罪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单位犯罪的主体特征、范围、类型、刑事责任的基础、处罚制度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期完善单位犯罪理论,有效地惩治单位犯罪。     

论可罚性阶层的确立——一种刑法刑事政策化进路

在一个宏大的刑法刑事政策化语境下,可罚性阶层的运用无疑是其中一条现实可行的进路。可罚性在刑法之内可以起到联结犯罪论与刑罚论的桥梁作用,能够有效地缓和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紧张关系,平衡罪与刑的矛盾和脱节;在刑法之外可以起到刑法与刑事政策的沟通节点的效果,减轻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同步性所造成的立法与司法损耗,是立法者根据某种刑法以外的公共政策目的例外地设置的犯罪成立要素。有鉴于此,应该赋予其犯罪论体系范畴的地位,作为有责性之后的独立阶层。这对于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效果、控制刑事责任的范围、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追求,具有积极的意义。     

轻微犯罪视域下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研究

轻微犯罪已成为我国犯罪主要类型,只增不减的犯罪前科状态,不符合我国轻罪化治理体系的要求。轻微犯罪前科制度存在罚过其罪、于法无据和不当株连等问题,对此应该进行理性反思。消除轻微犯罪前科是体现刑法谦抑性、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帮助轻微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所必需的措施。构建消除轻微犯罪前科制度,可以借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战时缓刑制度和其他国家的相关立法经验。在具体操作上,消除条件应采取统一形式和实质条件相结合,消除方式可以采取法定自动消除、当事人申请消除和法院依法裁判消除等多种方式。消除轻微犯罪前科制度,还要贯彻到非规范性社会评价领域,禁止因前科而产生株连效应。     

我国法人不宜成为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实行法人犯罪主体制度的条件分析,对我国现实特定社会条件的考察,指出我国法人尚且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很好地承担其经济责任,在法律上让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更是脱离实际。从刑罚的效果来看,要解决“法人犯罪”问题.惩罚参与“法人犯罪”的自然人才是关键,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来惩罚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法人犯罪”。     

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探源——试论西周中刑原则

西周时期在"明德慎罚"思想的指导下,确立了中刑、中罚原则,主张在刑罚运行中坚持罪刑相适应.其主要体现在,它规定了自首从轻、疑罪从赦、宽恤刑罚的处罚原则,区分了故意与非故意、偶犯与惯犯(初犯与再犯),将犯罪动机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中刑、中罚原则的"中"指轻重适中,恰到好处,反映了"明德慎罚"思想在西周不同时期的发展与变化,是对周初轻刑思想的修正,开创了中华法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先河,是日后诸多刑法适用原则的源头,从中也能体察到现代刑法理论的踪迹,对考察中国古代刑法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再议法人犯罪中的法人行为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于法人犯罪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法人犯罪肯定说与法人犯罪否定说长期僵持不下。虽然我国的现行刑法已经肯定了单位犯罪,但是并不是说法人犯罪理论已经完美无暇、毫无破绽。仅就法人行为的认定方面,就存在着诸多难以回答、解决的问题。     

单位累犯立法完善探微

单位累犯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犯罪现象,刑法上必须对此作出立法反映,以弥补立法漏洞。对单位累犯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对“单位中责任人重罪说”与“自然人重罪说”两种观点进行了批驳,并在基本肯定“单位重罪说”的基础上对该说提出了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单位累犯的类型、成立条件以及处罚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罪刑法定之"法"应当涵盖非刑事法律

在最初意义上,罪刑法定之"法"仅指刑法。然而,为适应急速变化的社会,同时兼顾刑法的稳定性,当代立法者通过空白罪状和参见罪状的方式,将越来越多的非刑事法律引入刑法领域。因此,当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之"法"也包含了在刑法具体法条指引下而适用的非刑事法律。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试以历史沿革为视角论罪刑法定之内涵

罪刑法定从一种学说到一项基本刑事法律原则,几百年的历史演进完整地揭示出它的根本内涵。但是,由于罪刑法定原则迟迟才进入我国刑事法律规范,对该项原则理解和适用就缺失了严谨性和统一性,以致在一些个案中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对法律的权威性构成了严重威胁。     

评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读《论犯罪与刑罚》

《论犯罪与刑罚》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代表作。笔者认为,对贝卡里亚的刑法理论建构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思想,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贝卡里亚总结出了一个"普遍公理",其中包含了罪刑法定主义、罪刑均衡思想和刑罚人道化思想。因此,本丈主要针对贝卡里亚的以上刑法思想做出评价,以期能更深入理解这本经典名著之精神内涵。     

罪刑法定原则下刑法调控范围的特点与趋向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类理性觉醒和犯罪观、刑法观转变的成果;罪刑法定的制度化、法律化使刑法的调控呈现出制刑权专属性、刑法谦抑性、罪刑规范的明确性、刑法规范体系的不周延性、刑法调控范围由开放走向封闭等特点;罪刑法定原则使刑法的宽容程度提高,其人道性增强,但要防止刑罚不足现象的出现。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罪刑法定原则与教育犯罪

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是我国新刑法典增设的一个新罪名。它的设立,不仅反映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明确得到确认,而且为我国开展教育犯罪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探索空间。     

一人公司与单位犯罪的认定

刑法作为其他法律实施的保障法,具有附属性。经济及其法律制度的变化,也会带来刑法内涵的变化。一人公司的立法化,使司法机关在单位犯罪的认定上遇到了新挑战。将一人公司犯罪认定为单位犯罪,既符合一人公司的立法精神,又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刑事和解法律规制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和解存在思想基础、蕴含价值和适用法律规范上的冲突,但两者都因其内在价值而受到人们的广为推崇。我国适用刑事和解应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明确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加强对刑事和解的动态监督,以最大限度发挥刑事和解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