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不是黄帝及帝喾之都——与潘继安先生商榷

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一文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潘文从四个方面推论陶寺遗址不可能为尧都,没有一个是可靠的,而其否定应劭尧都平阳说也没有理据;潘文从六个方面论证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也没有一个论证能够成立,其附考所谓旁证也是没有理据的。潘文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全部论证都建立于黄帝距今4500年左右这个只可证伪而不能证实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其对文献的利用是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舍此取彼式的,没有说服力;其对三皇五帝古史传说没有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默认传说中的黄帝、帝喾、尧均为个人,是未经论证、正确性没有保障的前提;其研究基本上是在史前考古学文化体系之外孤立地理解陶寺部分遗存,因而并不能从考古学角度证明其观点。潘文在考古学和古代文献两方面都没有可靠的基础,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病。     

中国谱牒学的源流

谱牒之学,由来已久。《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序其历谱牒》,司马迁据《帝系》而为《世表》。《周礼·春官》:“小吏奠系世,序昭穆”。郑玄注:“系世谓帝系本之居,小吏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贾公彦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卿大夫谓之世本”。所以梁朝的刘杳认为谱牒始于周代,大体还是可信的。《国语·鲁语上》有“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故工史书世,宗祝书昭穆,恐其踰也。三闾大夫屈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伟大诗人,而他就是掌管五族屈,景、昭三姓,叙其谱属的长官。周代的谱牒,已不得其详,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和后人所辑的《世本》以及见于著录的《春秋公子血脉谱》而已。恩格斯说: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之新证

五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司马迁生年的讨论,郭沫若、王国维两家之说势均力敌,所以至今两说并存,王说略占优势。近年来郭沫若所主张的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说有高涨之势。学术界继李伯勋的《司马迁生卒年考辨》①之后,有苏诚鉴的《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②,吴汝煜的《论司马迁生年及     

大都城元曲探源

元代,文学经典之作是散曲和杂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近人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说,...     

闻一多诗歌创作中的爱国主义思想

闻一多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爱 国诗人。一九三五年,朱自清在《中国.新 文学大系·诗集》序言中说闻一多“是个 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抗日战争时期,朱自清在他的 《新诗杂活》中曾指出,闻一多“在抗战 之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一九四六年,闻一多壮烈牺牲之后,朱自清在痛悼老友时,再一次强调 《红烛》和《死水》的“特色之一,是那些爱国诗。在抗战以前,他也许是唯一的爱国新诗人”①。象朱自清先生那样稳健、持重的学者,用历史的验证,先后几次以“爱国诗人”的高度赞誉,评价闻一多在中国现代…     

“教授”起源考

“教授”职称,始于何时? 近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专著,或含糊其词地说:“汉代大学教授通称博士”(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页94)、“太学的教授称博士”(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页29)。依此,能说汉代已有教授官了吗?当然不能。所以,同样一个意思,在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就用了另一种表达方法:“汉代官立大学的教师叫博士。”(见该书79页)。把“教授”与“博士”联系起来,推本溯源,似受到王国维的影响。王氏在他的《汉魏博士考》一文中写道:“汉博士皆专经教授,魏则兼授五经。”(《观堂集林》卷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揭开《九歌》十神之谜

《九歌》中的十神(五男五女)系统,具有一种相当整齐有序的内在结构,它暗合于先秦流行于中原地区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所以其来源乃是战国末季始创于齐国的东、南、西、北、中五方十神系统。因此,那种认为《九歌》中的十神与中原的诸神关系不大,是楚国所特有的观点,是荒谬的。《九歌》名九,却有十一篇,其原因即在:“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之数,因此,九歌实际上就是“天歌”,亦即“九天五宫十神之歌”的缩略语。     

《太平天国人物》序

一钟文典同志《太平天国人物》要再版了,叫我写篇序文。从前司马迁撰《史记》,他在《太史公白序》里说年二十,“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年二十八,“为太史令,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缀集文献,结合调查资料,撰著《史记》一书。而他周游中国,随处访问,以成此不朽的著作,尤为世所称道。我读《史记》,曾考此事。他撰《五帝本纪》,自述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     

周易的来源

研究《周易》,自古称难。这部书从书名到内容,历来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载:“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又于“术数略”载:“周易三十八卷”。许多人认为《周易》的“周”是指周人,然而,郑康成早即以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也。”研究《易经》的著作,《系辞传》可称为早,其亦谈到《易》之为书也“难知”。求象者,易无达象;论德者,附会儒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传说,是古人难于《易》的绝顶之论。“则所谓《易》者,果何如哉?!”古代研究者如此叹难。除了《周易》本身之难解和文献资料不足以外,主要是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     

庄子的“德”与“道”及其文学艺术观新论

庄子的文学艺术观源于他哲学思想的核心,并包融在其中。而他的哲学思想核心就是“德”与“道”。这与老子是一脉相承的。“道”是万物的本源。《庄子·大宗师》中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     

散论王国维的“境界”说

王国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重大的,他的“境界”说同刘勰的《文心雕龙》、金圣叹小说批评一样具有里程碑意义。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王国维提出“境界”说把意境研讨推到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正在于一方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和终结,同时又是走向中国现代的先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国维“境界”说是中西方文化交融背景下传统文化孕育的产物,它的形成特征以及构成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民族特征。 王国维的“境界”说形成经过了中唐以前蕴酿时期,中晚唐成熟期,宋以后不断发展的系统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具…     

王国维的“古雅说”与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

“古雅说”是王国维美学思想中最具理论色彩和美学价值的学说。《古雅之在美学上的位置》一文的发表,比英国克莱夫·贝尔的《艺术》的出版早六年。贝尔提出:“艺术乃是有意味的形式”。本文认为:他们的美学观点从本质上都在说明艺术的形式为什么有“意味”,但他们的角度与侧重点却不相同,一个走向形式主义,一个走向现实主义。     

关于李贺的《秦王饮洒》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光明日报》《文学》副刊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秦王”辨》,批判“四人帮”。“四人帮”把李贺归到“法家”,论证之一,即《秦王饮酒》歌颂了秦始皇。文章主要驳这一点,并提出“秦王”当指唐太宗李世民。一位同志看了以后说,《秦王饮酒》是否写秦始皇,这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文章却把它和“四人帮”挂在一起,作为批判文章来写,这不是商讨问题的态度,弄得不好,就流于简单化和主观武断。我听了觉得说得对。但文     

庄子关于艺术鉴赏的理论

艺术的魅力是巨大而神奇的,古今中外,多少圣者、贤者都毫不例外地为它所倾倒.据《论语》记载,孔子在齐国欣赏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地说:“不图为乐而至于斯也.”这说明韶乐使孔子达到了如醉如狂的程度.福楼拜的力作《纯朴的心》描写了一个叫费莉西藏的劳动妇女平凡而感人的一生.高尔基在谈到读这篇小说的情形时写道:黄昏时分,我坐在杂物室的屋顶上,我爬到那里去是为了避开那些节日里兴高采烈的人.我完全被这篇小说迷住了,好象聋了瞎了一样……曾经有好几次,我象野人似的,机械地把书页对着光亮反复细看,仿佛想从字里行间找到猜透魔术的方法. 然而,艺术的魅力及其探求是需要进行哲学概括的,春秋时代的孔子还来不及,这任务自然落到被郭沫若誉为“绝顶聪明”的庄子身上.庄子认为人生是短暂而又痛苦的,“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知北游》)“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溃痛”.(《大宗师》)《至乐》     

《论语》和《荀子》是怎样论“礼”的

孔子是儒家的开山鼻祖,荀子是战国未期的儒家大师,二人都是先秦的大教育家,他们都特别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学习的重要。《论语》压卷第一篇是“学而”,《荀子》开宗明义第一篇是“劝学”。“学而篇”第一句便要人“学而时习之”,“劝学”头一句就教人“学不可以已”,二书开卷都先论学习。     

《文心雕龙》“符采”说释义

“符采”在《文心雕龙》中的含义可分为两种,一是“符之采”,即“玉之横文”,引申为“文采”,《原道》《诏策》篇中是此义;二是“符”与“采”,即玉之坚硬质地与华美文采的结合,引申为文章质实的内在美与富有文采的外在美的结合,《宗经》《风骨》《诠赋》篇中是此义.比较而言,并列结构的“符采”更具理论深度,从这一角度看,“符采”之“符”与“风骨”有相近之处,“采”则与辞赋的“铺采摛文”密切相关.“符”相当于“雅义”,“采”相当于“丽词”,“符”与“采”各自独立存在,又相互交融,其内涵与“文质”说、“丽词雅义”说、“情经辞纬”说一脉相承而又能超越诸说,更为精确地体现了刘勰文质并重的文章审美观念.     

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

先秦诸子中道家的老聃是一个史官。《史记·老子列传》说老聃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司马贞《索引》谓:“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又《张苍传》: ‘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可见,老聃学说的渊源,跟他担任周代藏书室之史应有直接关系。 老聃做的是史官,也是管理藏书的官。当时的藏书不外乎以史官作的《春秋》为大宗。此外,如《诗》、《书》早已公开传布。《庄子·天下篇》所谓“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足见这些文献并不一直在官府,已有些人 “多能明之”。至于《易》原…     

《吕氏春秋》"德"论研究

《吕氏春秋》关于“德”的思想上承先秦,下启秦汉,其内涵涉及哲学、伦理、政治等诸多层面:作为现实事物之运行规律及特性和体现自然之道的理想人生境界的哲学层面上的德;作为仁、义、公、信、忠、孝等道德品性之总称的伦理层面上的德;作为治国方略,“为天下国家莫如以德”的政治层面上的德。这对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和借鉴其以德治国的思想都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