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多维贫困及治理路径研究

农民工在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出现了贫困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也关系着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当前,农民工城市贫困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经济贫困、权利贫困、精神贫困、文化教育贫困、能力贫困、社会资源贫困等等,各种贫困现象开始在城市农民工身上出现。导致贫困的发生主要有制度设计、资源分配、城市化建设、自身素质、文化与心理冲突等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从区域协同、主体合作、治理模式创新、手段优化等方面来推动城市农民工贫困的治理。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发展路径研究

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的基本趋向,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包括职业的发展,也包括能力发展和心理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过程。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面临着观念、能力、制度、身份、文化等多方面的障碍,为此,要积极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自我发展机制、政府推进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社会支持机制、城乡互动机制和城市发展机制。     

社区公共服务社：消除边缘性的社会政策

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面临供大于求的局面,是导致城市下岗失业成为一种显性化、社会化现象的直接原因,这对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社,来实现对有足够收入的隐形就业者进行甄别;发挥边缘群体的劳动潜能;帮助边缘群体在共同劳动和活动中实现增能。在大连市工人村街道的试点,让我们体会到这也是失业下岗等边缘群体参与社会的网络平台。而实践又进一步证明了通过四级阶梯机制,还能使边缘化倾向向核心回归。     

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及对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根据民政部“2015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对比分析和ELES模型,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特点以及各项消费需求的满足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恩格尔定律对解释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有局限性,在农民工家庭消费安排中,生存消费被压缩,发展消费投入高,形成了“以发展为导向的基本生活消费低度满足”的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被概括为“节俭-发展”型消费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省吃俭用图发展”,饮食支出“低水平-低比例”,住房、教育、医疗支出“高水平-高比例”,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物质和服务消费水平低,满足程度低,消费需求有待释放;转移性支出和教育支出水平高、占比高、满足程度高,边际支出倾向也比较高;医疗支出呈现过高的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导致农民工家庭基本物质生活相对贫困化,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发展需求缺乏社会政策支持。由此建议通过各种发展性社会政策支持其发展需求,并以此建立健全缓解其相对贫困的长期机制。     

福利统筹理念下的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

在加速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工作贫困”问题日益严峻,并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结合我国现实实际,借鉴国外理论与政策经验,我国应在公共福利统筹的政策理念下进行农民工“工作贫困”治理制度的构建和创新。具体包括：通过福利统筹保障农民工收入安全与持续增长,实现就业稳定,使他们获得有效的社会保险。     

城市化:来自农民工群体的解读

中国的农民工并非一个高度同质性的单一利益群体,而更像是一个“潜在性”的大利益集团。相应的,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化存在着明显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知态度及政策需求,也正是这种显著的差异性事实上将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区分成了三级四个“隐性”群体。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指出: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跳出“身份城市化”陷阱,对各种与二元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福利制度进行同步的改革跟进,否则,由此引发的其他政策并发症将会严重冲淡、甚至导致改革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再者,城市化必然会涉及到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在这一问题上,应避免先入为主的将农民工视为改革的天然阻力,恰恰相反,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必要的政策供给,甚至大部分农民工可以成为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     

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游离在城市的边缘,职业与社会身份的分离、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缺失均表明他们未能真正融入城市,而是呈现一种“虚城市化”现象。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农民工的“虚城市化”只是其市民化进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为尽快完成这一转变,一方面农民工应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另一方面应当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努力增加制度供给,改善制度环境,并且积极转变政府管理方式,为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变迁与建构逻辑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社会政策在不断调整中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促进融入的整体变迁,逐步趋向合理与完善。根据农民工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可以把这个变迁过程划分为流动控制模式阶段、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和发展促进模式阶段等三个阶段。政府基于由社会精英来谋划和诠释的某种城市发展理性秩序,并借助高度"计划性"的权威强制力加以实施,是流动控制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农民工生存现状极大地挑战着人类生存的伦理道德底线,违背了以人为本的社会价值理念,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承担起对农民工生存保护的社会责任,是生存保护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在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背景下,农民工的价值诉求从基本生存层面向发展层面转变。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化,社会政策需要确立社会整合策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政策模式,这应是发展促进模式阶段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逻辑。     

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城市化与婚姻的双重困境——S市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状况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化过程产生的新生代农民工（The New Generation of Peasant-Workers）群体,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新社会阶层,长期的＂半城市化＂生存状态使他们的陷入进退两难的婚姻困境。＂阶层内婚姻圈＂作为他们的婚姻特色,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阶层所遭遇的婚姻隔离、阶层隔离和城乡隔离。     

论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变革

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故要加快城市化进程与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公共服务制度进行综合变革。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滞后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下岗职工再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矛盾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 ;要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工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 ,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组织化:农民工“虚城市化”到市民化的理性路径

在我国具体国情和制度背景下,农民工群体中呈现出"虚城市化"这一暂时现象,为消除这种现象,尽快完成农民工向市民化的转变,应该大力提升农民工组织化建设,它不仅能促进诉求机制的发展,塑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还能产生聚合效应。农民工市民化的组织化路径是在确立制度原则的同时,完善制度支持和组织载体建设。     

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

本文以苏南地区为例,对近代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婚姻家庭的嬗变进行考察,认为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市"找工谋生",增加了家族成员的游离性,对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大家族制度渐趋瓦解,小家庭日渐普遍;早婚多产的传统生育观被打破,"晚婚少育"观逐渐被农民工所认同、接受;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企业,她们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农村妇女和"家庭主妇",而是社会地位、社会角色都发生变化了的新女性,家庭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型的妻子"的出现,表明婚姻家庭关系也由传统的"功能性"家庭向现代"情感性"家庭转变。这是符合世界婚姻家庭变迁大势的潮流,也是农民工顺应工业化、城市化潮流的"适应性改变",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性。     

河北省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介绍了城市化、农民工和社会保障的概念,然后从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面、农民工的参保意识等方面分析了河北省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提出了降低农民工自身所承担的缴费率、建立农民工工会、保障项目凸显重点、逐步推进等政策性的建议。     

农民工回流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2004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农民工回流现象。究其原因,一是由于自身素质不适应及家庭负担重等被动回流：二是由于国家“三农”政策及建设新农村宏伟目标的吸引等主动回流。无论主动回流还是被动回流都对中国城市化产生了一定影响,其消极影响是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而积极影响则是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城市生活环境恶化,促进小城镇发展,有利于城市文化向农村扩展。在正确看待农民工回流对中国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采取正确对策、趋利避害,才能有利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

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关系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存在经济福利待遇不对等、强社会关系固化和城市制度的排斥、社会身份的多重错位等现实问题,提高对农民工阶层的收入分配比重,赋予他们产业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多管齐下促进农民工阶层的垂直型社会流动,加强对他们的继续教育培训,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和推进中国城市化发展可尝试的途径。     

青年农民工"城市化"的问题与对策

青年农民工是城市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能否顺利实现城市化,直接关系到新一轮城市化的整体进程.影响其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有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收入差异、职业培训、住房等问题,要顺利实现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必须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农民工代际转换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当前我国城市化的主体力量是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在受教育程度、就业条件的要求、对城市的认同感、对传统农业生产的情结、流动动因、家庭结构、流向地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并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影响。政府应关注农民工代际转换问题,以充分利用其积极作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困境与出路--政策分析的视角

目前,由于缺乏全国统一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各地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呈现出多种模式,并且现有相关政策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农民工也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本文运用政策分析的方法侧重分析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质量的因素对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保障供给模式单一、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完善、缺乏与城市化相关政策的协调,并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进一步完善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