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与“修辞立其诚”的原始意义

西周铭文是现存较早的单独成篇的文本,《易传·文言》中“修辞立其诚”之观念虽是后起之说,但其所强调的“诚”应与早期铭文之类写作活动相关,可能就是对这类文本写作经验的总结。西周铭文是祭祀者与神对话的记录,以诚心获取神之佑助是铭文写作的动机,向神展示诚心是其核心的内容,诚也是铭文行文的基本要求与行文风格,故借助西周铭文,可以为这一文论观念作更具体的文化溯源。     

西周颂赞性铭文的结构及生成

颂体是中国古代文体中一种重要的类型，其发展演变源远流长。关于颂体文学的源头，刘勰认为是《诗经》中的“三颂”。事实上，西周颂赞性铭文才是颂体的早期形态，分非独立成篇和独立成篇两种结构类型。前者文本特征是以食器为主对在世之人的被动性颂赞，后者则是主动对祖先进行的非模式化颂赞。西周颂赞性铭文有两种生成方式，以记事为主的铭文是史官对相关事件要素的记录及第三人称的润色，以记言为主的铭文则可能是预先写好的发言稿。作为颂赞性文本早期发展的重要一环，独立成篇类颂赞性铭文与《诗经》“周颂”关系密切，后者在前者基础上予以继承和发展，并逐渐演变出后世的颂体文学。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周作人“人的文学”观的价值阐释

“五四”时期 ,周作人提出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的“人的文学”观 ,指出人既是创作的主体亦是创作所要反映的客体 ,从而创造出文学的新观念和新话语 ,以接近于世界文学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评判标准等基本观念 ,使中国新文学具有了世界性和开放性。“人的文学”观的价值理想是建立在启蒙思想之下的一种理想主义 ,它作为新文学的价值参照标准具有一种普遍性 ,但同时也产生了文学意识“左”倾倾向的负面影响。     

刘勰重视审美特征与社会功能结合的文学观

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政教中心说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而南朝文学新变派走向无视社会功能的极端。刘勰论文,则把审美特征与社会功能并重。《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包括了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掌握和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他的理论固然十分强调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文采修饰以及审美形象创造诸问题,同时又对文学的明道、政教、事迹、修身等社会功能以应有的重视,把二者结合起来。这一辩证的文学观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可资今天借鉴。     

从《摩罗诗力说》说开去——浅析鲁迅的早期文学观

鲁迅于1908年发表在《河南月刊》上的长篇论文《摩罗诗力说》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学观.简言之,这一文学观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旧有的“不撄人心”崇尚“和乐”的文学观进行了无情抨击,并试图通过对“摩罗诗人”创作经历及作品的论述,为中国文坛树立起由“天才”型作家创导的富于斗争精神和不妥协性的“撄人心”的新时代文学观.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发现与推进

本文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中介问题,分析了“政治文化”中介说、“想像政治”中介说、“仪式”中介说的各自贡献与不足,提出了“想像政治”的中介说,认为这一中介观能够更加充分地尊重文学的审美规律,体现与突出文学的主体地位与超越性.     

女性主义文学的冰心时代

女性主义文学不是女权主义者同情和关注妇女命运的文学 ,也非一般妇女题材的创作。女性主义文学是女性世界主体意识觉醒的产物 ,即现代女性观及其所规定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具有主体意识的女性作家群体的形成 ,是女性主义文学产生的前提。现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 ,是与其总体同时产生同步发展的。它滥觞于近代而形成于五四新文学运动 ,其发展历史可以三个里程碑式作家依次划分为三个时代 :“冰心时代”、“丁玲时代”和“张爱玲时代”。这三个时代分别代表着中国现代女性主义文学发展…     

评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

一、刘再复“文学主体价值观”的实质 刘再复的文学“主体价值观”,应该说是从“五四”文学变革的水准上大大地后退了的。他不但丢弃了“五四”时代的进取的历史主义精神,丢弃了“价值重估”中的初步的辨证法态度,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比“五四”时代更为落后和消极。     

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拟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试图对西周孝道的形成、衍进、内容和特点,以及孝道观念的表现作一初步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当始于文王时代。“孝”字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首见于对文王德行的颂扬。《文王有声》云:     

以A为B文类现象的考察与批评

"以A为B"现象的内涵主要体现在音律、风格、节奏、审美效果、表现手法等层面.现象之缘由主要有外来影响说、文学革新说、不谙音律说、文人相轻说、游戏笔墨说等代表性观点.文学创作的总体背景特点与文学创作主体的特殊条件这两个内外因素的结合是主要原因所在.在内在因素方面有两点取向需要加以补充,即创作主体创作生活中的主导文类取向与创作主体文学观当中的文类取向."以A为B"现象中的文类,与其说是独立名称,不如说是一种修辞格;"以A为B"现象再次印证了文类界限的辩证性,是文类传统与文类之间双向互动的一个生动写照,为促进和推动其他文类发展提供了催化剂.以诗为词之类的文学改革之功,不能遮蔽犯律之不足;豪放词风于格律派之对立,绝不能抹杀后者之合理存在.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解

大盂鼎铭文记周康王对贵族盂说:“锡……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通常对这句铭文的解释是:“人鬲”就是“鬲”,指奴隶;“人鬲”包含了“自驭至于庶人”;既然“驭”是养马赶车的奴隶,那么排列在最后的“庶人”自然是最下等的农业奴隶了。我认为上述解释似不够妥当,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 大量的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表明,西周庶人的身分与奴隶是有区别的。庶人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微信文学的存在方式与功能取向

微信文学的存在方式源于它的技术构成及其与主体关系的设定,其形态包括基于微信平台创作并发布的原创文学、利用微信推送的传统文学作品和以微信为题材创作的小说。微信文学的多媒介审美功能、文化传承功能和交友圈关系资源的商业驱动功能,成为这一文学价值取向的历史确证。     

论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确立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以往的研究多关注“儿童本位”的理论收获,本文从“五四”儿童文学创作的美学风貌入手,来考察其现代性的具体表现。这一时期创作中的“新质”主要表现为自然美、情感美、游戏美以及洋溢着浓郁的“幼儿味”,格调优美,在形成中折射着“五四”文学的时代光影,并受到外国儿童文学的深刻影响。创作中对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双重注重,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审美现代性的初步确立,但其创作实绩未能达到其理论倡导的完美境地。     

“卿事寮”析论

杨宽先生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发表了《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一文,提出了西周中央政府有“卿事寮”和“太史寮”两大官署的论点.文章颇有新意,影响不小.拜读之余,产生了颇难解决的二个问题:其一,“卿事寮”和“太史寮”既是西周二大官署,作为制度总要追源溯流,从其变迁加以考察,上溯夏、商探寻其渊源,下接春秋、战国,拊循其沿革.然而,夏、商至春秋、战国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均未提及此二大官署,其故安在?其二,此二大官署,西周的传世文献亦未提及,仅见于西周铜器铭文,当然,这是最直接、最可靠的原始史料,可是,对西周铭文文义的理解,却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为此,把我们在探索中的一些不成熟看法,提出来就教,希望得到杨宽先生和史学界同志们的指正.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性灵说与创作主体论

本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剖析评述了“性灵说”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指出创作主体的“识”是作家创作勇气和胆略的标志,而“情”则为“性灵说”的核心,是创作的生命;“公安派”还从诗“趣”这一接受的视角,进一步肯定了创作的主体性。“性灵说”复苏了作家们的主体意识,也打破了“七子”的复古论调,给明末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