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视角透析出生性别比失衡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传统思想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内在根源,妇女较低的家庭地位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外在根源,妇女自身较低的素质是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外在表现。要根除这些根源,就要营造平等的社会性别文化,消除性别歧视;加强立法和政策宣传力度,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加强男女平等教育,提高国民素质,以及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     

性别价值观与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

运用综合分析模型对我国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展开专门研究。认为性别选择性生育是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原因;性别价值观是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但是农民的性别价值观有其现实的合法基础,调适农村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农民的现实生活条件。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目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社会性别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它通过男性选择性生育表现为出生性别比偏高,其后果是女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受到损害,并进一步弱化妇女的地位。     

从社会性别观念角度谈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由于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后果是婚配年龄性别比失衡，并进而导致买卖婚姻、拐卖人口、性犯罪、家庭残缺甚至社会的不安定。国内外学术界广大学者和相关政府部门人员对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现状、特征、原因、以及将会造成的结果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与对策。     

从社会性别平等角度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

社会性别意识是国际社会兴起的与人口意识、环境意识并列的现代意识之一。谈起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人们一般关注的是有多少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有多少"光棍"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人。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殊不知其背后事关女性生存基本权利的问题,更是关乎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是计划生     

计划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重新解读——社会性别的视角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本文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在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梳理、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文章的目的是要探讨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间接和直接原因。其定量分析使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于1997年11月中旬组织的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第二期育龄妇女生殖健康调查数据。从理想的孩子性别看,城市存在选择女孩的现象,而农村存在明显的选择男孩的现象。分析发现,只有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的比例明显高于至少有一个男孩而再次怀孕妇女的比例;同时前者实行人工流产的比例要明显低于后者。以往所生孩子的数量和性别是惟一决定下一个孩子分孩次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它与年龄、民族、受教育状况和婚姻状况无关。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社会因素分析

由于生育政策对生育子女数量的规定,多生和早生受到了限制。因此,在我国传统生育意愿的作用下,它强化了个体生育者的性别选择意识,其行为结果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同时,由于农村和城镇在经济医疗条件上的差别,使得两者在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上也出现了差异。这些差异对出生子女性别比的影响通过其地区差异、孩次差异、城乡差异表现出来。     

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促进社会管理改革创新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反映,我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8.06,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高的情况下,浙江省湖州市却连续24年保持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     

出生性别比失衡与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不进行治理将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目前采取的一些治理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措施。如加强宣传教育、加强计划生育管理等。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能对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产生改观,但要实现全社会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化需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放弃男孩为首选的生育偏好。这种观念的转变和形成应从社会政策入手和进行调节。根据个体生命周期中不同的个体和社会需求．依靠教育政策、生育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政策及退休政策等具体的社会政策对女性和独女户家庭进行关爱和倾斜．通过利益导向创设出生女有福气的生育观和“关爱女孩、尊重女性”的性别价值现。在实施社会政策时,应发挥各项社会政策的灵活性;同时各项社会政策之间应该具有联动性和协调性。此即是社会政策的柔性调节。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女性地位低的层级推演--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背后隐象的探析

目前学术界对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出生婴儿性别次序先后与下一孩次性别关系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和女婴存在漏报、瞒报的影响等三个方面,本文在对三大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基础上,先从生物学、计划生育政策、医学技术三个方面,而后从性别偏好,最后从女性地位低这三级递进的层次,推演和探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从而明晰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终极原因在于女性地位低这一事实。并努力从女性地位、男性偏好以及出生性别比三者关系上构造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论出生性别比失衡背后的生育意愿变迁

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通过运用"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对近三十年来多项生育意愿调查数据与出生性别比的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与分析,发现生育意愿各要素的变迁为出生性别比失衡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生育意愿各要素变迁的不协调性与非均衡性——理想子女数逐步减少,性别偏好持续存在,生育目的变化不大,使得生育意愿与出生性别比之间呈现出复杂关系,在生育政策、B超技术等的共同作用下,引致了出生性别比的失衡。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政策,打击"两非",加强宣传教育,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促进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出生性别比失调对中国未来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

对中国2000年-2050年因出生性别失调对男性婚姻挤压的影响进行的测算结果显示,现在的出生性别失调将造就大批无法婚配的单身男性,这将对未来的婚姻市场、家庭安全、社会稳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失调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国家的生育政策、以及育龄夫妇从家庭角度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我们应该采取综合措施包括完善生育政策来应对这一挑战。     

20世纪90年代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

我国在人口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就我国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进行讨论。这场学术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认识到我国出生性别比是“真性”失衡,为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弄清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拓展了我国出生性别比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范畴;推动了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治理这一问题。     

陕西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定量分析与对策探讨

文章根据陕西省历次人口普查、部分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及公安、教育、计生统计报表数据,时全省出生人口性别失衡程度、女婴缺失数量和分因素贡献率等几个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和科学决策提出建议。     

从社会性别视角探析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过程中,农村妇女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无论是转移规模还是外出务工的工资水平都低于男性。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从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农村妇女的就业状况,分析不平等及性别歧视是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障碍,建议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男女两性平等,从而促进农村妇女向非农产业的顺利转移。     

中国与韩国出生性别比问题比较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持续升高的势头。200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高达119.92。地区间、城乡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差异也较大。韩国在20世纪80年代起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升,1990年高达116.5。但经过韩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2004年韩国出生性别比下降至108.2,接近正常水平。韩国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成功经验对解决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性别价值观视野下的农村出生性别失衡原因的综合分析

出生婴儿性别失衡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人口社会问题,农村出生性别失衡更是如此。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性生育;根本原因是偏好男性的性别价值观。农民的性别价值观有其现实的合法基础:生产方式、养老方式、婚居方式、父系制度。调适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现行政策措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治标不治本;社会问题解决行政强制化;政策目标与生育者个体和家庭利益诉求相矛盾。因此遏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应坚持三原则:科学的态度;标本兼治;农民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