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贫困群体小康之路的社会政策选择

城市贫困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日益突显,贫困群体更面临着由发展变化带来的各个方面的更多、更大的压力,而贫困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处境的恶化又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过去一系列的扶贫措施成就卓然,但扶贫政策内在的深层缺陷却不利于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了使大多数人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准,应该积极探讨并制定出更有效的城市反贫困的社会政策。     

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社会心理“扶贫”探析——基于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

当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过程中,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失衡必然进一步凸显,从现状上看,普遍表现为失落与孤独、怀旧与恋旧、逃避与惰性心理等多方面。在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下,针对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扶贫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不断完善并切实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政策扶贫、社会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宣传指导,改善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模式,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心理上的成就动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农村人际交往,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健康正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避免人口老龄化社会危机,打赢农村扶贫攻坚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社会心理“扶贫”探析——基于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

当前,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过程中,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失衡必然进一步凸显,从现状上看,普遍表现为失落与孤独、怀旧与恋旧、逃避与惰性心理等多方面。在优化人口心理素质的反贫困视角下,针对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扶贫＂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不断完善并切实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政策扶贫、社会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信息宣传指导,改善农村老龄贫困群体的社会认知模式,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心理上的成就动机,进一步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倡导农村人际交往,培育农村老龄贫困群体健康正态的社会心理。这对于我国避免人口老龄化社会危机,打赢农村＂扶贫攻坚战＂,进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后2020贫困问题初探

作为发展中大国,后2020中国仍然存在贫困问题。考虑到世界各国经验和扶贫成效,结合中国国情,应根据人的基本需求变化来确定新的贫困标准,这既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通常做法,又能够体现中国扶贫成效。扶持对象更加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群体,解决难啃的硬骨头。扶贫战略应推动反贫困走向城乡一体,因为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低保和扶贫两项制度一体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能够为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贫困问题奠定基础。后2020贫困问题的政策取向可以是区域政策解决制约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外部约束,开发式扶贫政策提升一般贫困人口向上流动的能力,精准滴灌式扶贫政策解除特殊困难贫困人口的特殊困境,城乡一体化扶贫体系解决扶贫的“真空地带”。     

试论改革以来的中国城市扶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政府因应这一问题的政策大体上经历了6个方面的转变,即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从消极救助取向到积极开发取向,从依托单位体制到重视社区作用。我们应当正确认识城市贫困问题,注重城市扶贫政策的创新,加大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促进就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注意培育贫困居民的社会资本,大力促进贫困者的社会参与,以继续推进中国城市扶贫政策的优化,切实保障贫困弱势群体的利益。     

性别差异与扶贫政策有效性感知——基于连片特困地区湖北、湖南、贵州三省的抽样调查

传统话语中,妇女"被"形成了"头发长、见识短"的刻板印象,在村庄的具体生活场景中,这一判断被具体化为妇女只关心自己家中的一亩三分地,社区参与中只有男性在唱独角戏。现实中,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被市场经济抽离,女性群体在社区中的身影开始活跃起来。调查发现,性别差异对于扶贫政策的有效性感知具有明显影响。男性群体更倾向个体特征的提升,而女性群体则更强调社区层面的发展。这种状况产生的原因在于女性较少的外出机遇和传统的女性角色期待、传统观点对于女性缺席社区参与的误读、女性对于政策的需求更为强烈。因此,扶贫政策制定需要关注社会性别差异,促进贫困妇女性别意识的觉醒,引入社会性别敏感的理念和建立贫困妇女社会组织。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中年群体健康扶贫研究——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健康扶贫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文章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基于2010—2020年6次CFPS数据分析我国贫困中年群体慢性病患病率，并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对2020年CFPS数据中的贫困中年群体自评健康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微观层面影响因素为午休习惯、情绪积极、较高学历；中观层面影响因素为看病点医疗水平不好、对医生信任度好；宏观层面就业问题不严重对贫困中年群体自评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可从个人参与、社会支持、政策优化三个方面构建健康扶贫逻辑，强调对贫困中年群体健康扶贫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产业扶贫项目的运作机制与地方政府的角色

以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为手段的扶贫方式也被称为产业扶贫,是开发式扶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通过发展地方产业,提升贫困群体自身发展能力,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脱贫致富。但是,产业扶贫项目在基层运作的过程中,是否真正能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致富？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对武陵山区4个贫困县展开调查。通过对产业扶贫项目在地方社会的3种运作模式(干部承揽的产业扶贫、依靠“大户”或“公司”的扶贫项目、依靠农户参与和合作推行的扶贫项目)的考察,认为地区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未必一定会带动贫困者能力提升并脱离贫困的生活困境;而中央设计扶贫政策的目的与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施政动力之间、产业发展理念与扶贫理念之间存在着的张力导致了产业扶贫项目这一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被扭曲,因而并未真正达到期望的效果。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视角下的大格局扶贫政策:内容与趋势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我国生产力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我国的扶贫政策有必要适应这种新的变化。由于人民群众需求的提高,贫困人口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贫困的内涵被赋予新的特征,因而有必要构建扶贫政策内容的新格局,即对个人贫困、家庭贫困和地区贫困进行系统扶贫,对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进行统一扶贫,对经济贫困、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进行综合扶贫,以形成一种大格局的扶贫政策。这一扶贫政策具有精准性、大局性、系统性、发展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依据这一政策的内容格局和基本特征,我们大致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发展趋势。     

精准扶贫与老年贫困消减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方式提出的扶贫方略。 提高扶贫效率,实现社会公平是精准扶贫的核心要件。 老年贫困人口是贫困群体的主体,要低成本、高效率地消减老年贫困问题,要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即更多地依靠制度性力量,更多地依赖市场力量。 只有建立和完善与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相契合的“ 普惠+特惠冶 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老年人口精准扶贫的政策初衷,从而提升社会的效率与公平。     

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困难家庭2014～201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扶贫先扶志,增强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已成为扶贫举措中一致的共识。基于2014～2016年中国农村困难家庭面板数据,尝试探究精准扶贫以来,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脱贫内生动力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贫困深度越深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陷入贫困时间越长其脱贫内生动力越低;单纯提供资金补贴帮扶方式显著降低其客观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就业创业的积极帮扶能显著提升其主观脱贫内生动力。对此,建议精准扶贫政策设计考虑对贫困群体建立有关贫困深度和陷入贫困时长等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帮扶,贫困程度较深者除了物质帮扶以外,更应注重培育其脱贫内生动力。同时还应实施积极的帮扶政策,构建责任关联的现金给付制度。在2020年全面脱贫后对贫困程度较深者持续进行跟踪并健全政策配套。     

政策实践与资本重置: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达

“易地扶贫搬迁”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效方式之一。贵州易地扶贫搬迁的经验表明,构建多元互动的整合型政策实践网络,创新移民安置方式与调整移民生计方式,可以改变贫困群体原有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使其在新的生存空间中实现重新聚合。但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策设计的瞄准性,增强扶贫主体的互动合作,加强资源对接效率与移民的社会融入感,提升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依然是易地扶贫搬迁面临的主要问题。     

农村产业化项目扶贫运作逻辑与机制的完善

产业化项目扶贫是当前中国农村扶贫、减贫与促进贫困地区乡村社会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式。产业项目扶贫运作逻辑受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这一运作模式存在一些缺陷,如项目立项与运行受到领导人意志支配,缺乏规范的议程,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基层扶贫工作人员和项目实施各单位之间缺乏有效配合;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联结出现断裂;产业化扶贫政策及其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的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要使当前的产业扶贫真正惠及穷人,既要打破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权力关系结构,尊重和重建广大基层组织与贫困群体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助,形成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有效连接,重视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推动扶贫工作由单一的行政主体运作向多方参与的社会化运作机制的转变。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对口帮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

首次利用2013年在广东省实施的对口帮扶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省内对口帮扶对城市经济增长的政策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省内对口帮扶政策显著地促进了被帮扶城市的经济增长，使得实验组比控制组的实际GDP和人均实际GDP分别提高约6.31%和8.84%，此结论在经过多重识别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利用三重差分法检验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发现，对口帮扶政策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表现出了更强的经济增长效应；省内对口帮扶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产业扶贫、金融扶贫、旅游扶贫和社会兜底保障扶贫等渠道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而在科技扶贫、教育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升等领域依旧需要进一步加强。     

代际支持、干群互动与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运用2016年陕西省农村贫困居民的调查数据,通过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村贫困居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水平较低;代际支持、干群互动、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以及精准扶贫项目参与都显著地提升了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并且这些因素对精准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很高的预测效果;此外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和家庭特征变量所能解释的满意度的方差比例极小。针对这些发现,提出了加强与贫困农民互动、促进贫困家庭的和谐和交流、加大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宣传和解读以及进一步加强精准扶贫项目的落实等对策建议。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的“内卷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

当前,我国生态扶贫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对于解决生态脆弱地区的贫困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既有的生态扶贫进程中,局部地区仍然面临生态扶贫政策精准性和系统性存在不足、生态扶贫政策减贫成果巩固困难、生态脆弱地区贫困群体能力提升欠缺等困境,这成了“后扶贫时代”生态型贫困治理所要应对的挑战,其可能导致返贫、生态系统破坏和路径依赖等方面的生态扶贫“内卷化”风险,并将造成不利于治理能力提升和降低贫困群体获得感等危害。对此,需要准确识别这些风险,并通过适用保障型、激励型和培育型政策工具,优化“后扶贫时代”的生态型贫困治理,进而消除“内卷化”风险。     

民族地区妇女扶贫工作评介与理性选择——以昭觉县为例

性别敏感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关注。作为“穷人”中的“穷人”，少数民族妇女群体应该成为21世纪扶贫行动开展的重心。从昭觉县的扶贫情况看，当前的扶贫工作在项目设计、扶持方式选择、政策与统计指标选取上都存在着性别盲区。基于提高少数民族妇女群体扶贫成效要求，今后需要以性别为导向，依托其人文、地理特性，对扶贫行动方向进行理性选择，包括：增加医疗保健扶贫投入；强化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扩大面向少数民族女性的扶贫贴息、小额信贷发放；发展妇女参与式社区建设与生态建设。     

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社会支持网的缺失与建构

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是城市贫困群体的组成部分之一,由于现行法律、社会、文化等原因,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社会支持网缺失,通过培育先进性别文化、完善法律制度、执行社保政策、建立互动式社会支持网等手段,能构建起城市贫困女户主家庭的社会支持网,实现这一群体共享社会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