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祐体

有人说东坡诗最足以代表宋诗风貌,也有人说山谷诗最足以代表宋诗特色。在我看来苏黄二体都不足以单独代表宋诗,只有包括“苏、黄、陈诸公”的“元祐体”才能代表宋诗的复杂风貌。“元祐体”的概念最早是严羽提出的。他的《沧浪诗话·诗体》从各个角度概括了历代的各种诗体,关于宋代,他说:“以时而论,则有……本朝体、元祐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王荆公体、邵康节体、陈简斋体、杨诚斋体”;他还从别的角度举到“西昆体”。对严羽所说的宋诗诸体,文学史家袭用其概念,皆     

被遮掩的诗名和影响力——论宋代古文大家曾巩的诗歌创作

宋代文学大家曾巩的诗名久为文名所掩,对其诗向来缺乏深入研讨,曾巩诗的主要艺术渊源为韩愈诗,曾诗的散文化特征明显,精整凝练为其突出表现。曾巩诗的风神,可概括为一种优柔的韵度,如风中莲花,摇曳生姿。曾巩诗在宋诗中常被忽视,实则在北宋诗文革新中,曾巩羽翼欧、王,接力苏、黄,乃宋诗之重要一环。曾巩其诗可称为宋诗的一个典型标本,其人亦是后世大众化文学偶像,过去对其诗之影响力有所低估。     

试言山谷诗章句之美

<正> 诗至唐朝,鼎盛一时,犹如巍峨丰碑,屹立于后人之前,既指示其作诗之道,又限制其拓展之途,遂使摹之者死,变之者生。山谷倾毕生精力于诗,避熟去俗,就生求新,一改陈法,显宋诗之面貌;开宗立派,笼两宋之诗坛,其流风余韵,则远被近代。余尝读山谷诗,亦颇喜其章句之美,今试言一二,以就教于读者。(一) 句法山谷句法,有异于他家,其吸引人者,在于生新之趣,意远之味,曲折之美。1、生新之趣山谷诗中,多有咏物、怀人、送别、留别之作,此类题材,历代     

论山谷诗吟咏情性的文人旨趣

黄庭坚虽晚于王安石、苏轼,但其"山谷体"诗对宋诗特质的形成和确立,却有着高于王、苏的贡献。论及"山谷体",学界往往注意更多的是立足于江西诗派,强调其对诗法的追求。其实,相对于诗法,黄庭坚更注重主体情性的艺术表现:注重吟咏情性是"山谷体"之本质所在。与此相关,黄庭坚的诗形成了鲜明的文人旨趣。探讨其吟咏情性的诗学观及其指导下的诗歌创作,对于深入理解和揭示黄庭坚的诗歌创作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名臣曾国藩与张之洞诗学研究三题

曾国藩与张之洞为晚清诗坛中两位颇有声名的名臣显要,他俩有着相同的诗学好尚,宗宋而不废唐。曾国藩学诗取径杜、韩、苏、黄,并上溯汉魏六朝,特意编选《十八家诗钞》以示其诗学旨趣。张之洞标举"宋意入唐格",调适唐宋,将宋诗之议论、藻采与唐诗之情韵、骨力浑成统一,但对六朝文学深恶痛绝。两人对"宋诗运动"的形成均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两人在晚清多元化的诗坛格局中,以其地位之显、影响之广、号召力之强而独标笤颖。     

论曾国藩的宋诗宗趣

在近代唐宋诗论争中,曾国藩秉承姚鼐的诗学观点,深受当时宗宋思潮的影响,崇尚宋诗。他论诗着眼于诗文相通的原则,形成了"艺通于道"的诗文观,强调积理养气对诗歌的重要作用,主张奇崛和不俗论,也注重才情,标举"机神"说,初步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于一。作诗取径杜、韩、苏、黄,尤其推崇黄庭坚,晚年诗径有所拓展。其宗尚对同光体有很大影响。其诗学观的褊狭也是显而易见的。     

论黄庭坚诗

元丰、元祐之际,山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个大家,是宋诗的极盛时期.而山谷一派尤能代表宋诗的特点,影响十分深远。《后山诗话》云:“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又称黄诗的缺点是“过于出奇”。把山谷诗的特点概括为一个“奇”字。但“奇”是表现在外的现象,需要进一步探讨所以“奇”的原因。     

试谈黄山谷的“以文为诗”

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曾说“宋之有苏黄,犹唐之有李杜”;并指出黄山谷“畦径风格,尤为显易,最足表宋诗之特色,尽宋诗之变态。”作为一代诗坛的领袖,黄山谷独树一帜的畦径风格、美学风范,尤为突出的表现在“以文为诗”这一特色上。 所谓“以文为诗”,就是以写散文的路数写诗,“以作散文之法作诗”。缪先生说: 韩愈、孟郊等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始于心之所思,目之所睹,身之所经,描摹刻画,委曲详尽,此在唐诗为别派。宋人承其流而衍之,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在宋诗中尤恒遇之。此皆唐诗所罕见也。”(《论宋诗》)这里缪钺先生指出“以文为诗”即“以作散文之法作诗”,它体现在取材上,则是写“琐事微物”、“馀如朋友往还之迹,谐谑之语,以及论事说理讲学衡文之见解”。     

韩愈诗论

唐诗发展至李白杜甫，已经达到顶点。后之作者，如果遵循旧道，已经无法攀越高峰。韩愈继起，所以立足于变，另辟蹊径。白诗平易，虽变而未离其宗，惟言人之所共欲言。韩诗奇伟，则变而突破羁绊，务写人之所不曾写。于是发展而为宋诗，以东坡山谷为其代表。李杜苏黄，诗风不同，而重峦叠嶂，各极其胜。本文是《白居易新论》（见《文学遗产》）的姊妹篇，试图从诗史的长河中，拈出历史的重要环节，探讨我国诗歌衍变的规律。     

论两宋党争对宋诗的影响

本文探析两宋朋党之争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心态、创作内容、艺术风格的影响。认为在党祸、诗祸的惩戒之下,诗人们由满怀热情参与现实斗争走向了力图超越人生困苦、逃避政治斗争的另一方面;宋诗由干预现实走到了诗人们不愿作诗、不敢作诗的另一面;宋人不是不懂形象思维,而是不敢运用比兴手法。宋诗造意深微,闲淡枯槁的特色,与两宋党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宋激烈残酷的朋党之争是宋诗特色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理学家程颢及其诗

若言宋诗,势必要举出苏轼、黄庭坚诸人,而鲜有论及程颢的。程颢与苏、黄为同时代人,却以理学名家,于心性义理之辨独擅胜场。然而程颢之诗并非毫无影响,流传甚广的《千家诗》里有五首出自他的手笔,其中《偶成》一诗并被置于卷首,这说明程诗并非全无灿然可观者。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前人对理学诗全面否定的看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批评定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三家诗论——以温州地域文化与两宋之际学术及文学流变为背景

两宋之际是温州地域学者预流主流学术与文学的时期,以被后人称为"元丰太学九先生"为中坚。他们属于元祐学人,不仅传承关洛理学,同时也接受苏、黄一派的文学,是两宋之际的重要学者。周行己与黄庭坚及江西诗派有较多接触,其诗学理论与创作都受黄庭坚的影响。许景衡长于五言,风格清雄奔放,受到苏轼的影响。刘安上也致力于诗,其诗风平淡深隽,五七言律绝与王安石的风格接近。他们的诗学的另一资源是从谢灵运山水诗以来的地域诗歌传统。在绍圣至绍兴域内诗歌低潮的整体背景下,东南沿海的温台一带诗风却呈兴盛之势,这与上述诸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论梅尧臣对谢灵运的诗歌接受

宋人常以品格与诗风两个视角品评诗人诗作,对谢灵运其人其诗之接受因此呈现相对复杂之趋势,而这又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具有特殊关联。梅尧臣对谢灵运其人其诗都持以积极接受的态度。他的山水诗以串联式的山水诗题、历时性的游踪线索、条理型的观景方式、精细化的摹景手法彰能于世,昭示出对谢灵运诗法的吸收、运用。梅尧臣之诗学主张反作用于谢灵运之诗史地位,一方面,谢灵运及其诗歌遭受到了间接贬抑,另一方面,在梅尧臣的影响下,宋人在参与接受谢氏其人其诗之中无可避免地客观接受了谢氏诗歌之精粹。梅尧臣对谢氏诗歌之接受深刻影响了宋诗风貌之形成。     

贾岛诗之艺术世界

贾岛的作品表现独特气质,有异于元白的平易、韩孟的生涩、张籍的清丽、姚合的恬弱。他以平淡幽峭的主导风格影响一时,甚至及于唐末和以后宋明清各代之末世诗人。中国历代诗人唯贾岛有此奇特魅力。论者对贾岛之研究,素来侧重其身世之考辨、诗派或分期之归属、诗歌成就之比较及影响后世诗坛之广远等,对贾岛诗之艺术探讨多只从唐诗之本位出发,看其在中晚唐诗之发展中所呈现的特殊性。本文试从另一角度,即宋诗风格之特征去考察贾岛诗,由艺术构思开始,迨艺术境界之生成,以寻索他的诗歌艺术世界里所牵涉的有关方面,并藉此说明杜韩以外,贾岛是影响宋诗风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诗人。     

宋诗总集五种叙录

《诗家鼎脔》、《宋诗拾遗》、《宋艺圃集》、《宋十五家诗选》及《圣宋高僧诗选》等五部宋诗总集或选优,或存诗,各有特点,各具气象,有着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亦颇多局限与不足。前四部宋诗总集分别为宋、元、明、清四朝人所编,反映了不同时代编者的艺术追求,后者则为两宋释子的诗选,于宋代佛教文学研究不无裨益。     

描摹个体人生的画卷──论山谷诗的题材取向

作为一代诗坛领袖，黄庭坚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标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本文仅就其题才取向所显示的特点展开论述。在诗歌取材上，山谷诗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个体人生的倾向。诗人的大量笔墨倾注于身边的凡人琐事、伦常生活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特别是以自我为代表的士大夫生活充满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致生活，以知音相赏和惺惺相惜为基础建立的深厚友谊，洋溢着对天伦之乐热切想往的归隐之思，以及兄弟之情、人格修养、理想抱负等等构成了山谷诗的题材主体。这一关注焦点既不同于唐诗，亦有别于黄氏之前宋诗诸家。其形成是社会环境、时代思潮、诗人的身世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韩愈“以文为诗”辨

一宋代一些作家、评论家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创作上的严重缺点;因此就批评他的诗“不工”、“非本色”、“押韵之文耳”、“终不是诗”等等;甚至说他“于诗本无解处”。此外,还怪他变了传统的诗格,坏了诗法。连非常佩服韩愈的苏轼都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有人还把韩诗这种变格和批评宋诗散文化的倾向联系起来,以突出其影响之坏。对韩愈这些片面性的指责,不但成为一时口实,而且展转载入许多论诗专著,影响后世,直到现在。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的宋诗研究

吉川幸次郎是日本最重要的宋诗研究者之一，他在宋诗的地位、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点、唐宋诗之别及宋诗人个案研究等方面，均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深刘影响到后来日本学界中国古代诗学的研究走向。对我国的宋诗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照与借鉴意义，成为我们审视自身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的反观之鉴。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