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外国模式——韩国：“新村运动”成效显著

上世纪60年代．韩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62年人均GDP仅为82美元．农业增加值占GDP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63％。全国250万农户中80％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只有60％通汽车。“住草房、点油灯、吃两餐”是当时韩国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经过40多年的发展．到2004年．韩国人均GDP已跃升至1．4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为1：0．84，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海南特区农业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问题

海南特区农业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就要解决农业工业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1．把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发展问题置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上；2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途径；3．进一步改变农村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的文化科技水平，加强琼台合作，发展“特”、“热”和“反季节”农业；4．工业要支持农业工业化。     

“小小葡萄”酿造旅游农业

“政府花费100万元办葡萄节．江心洲上1．2万老百姓．两个月间每人因此增收680元。小小葡萄酿造了江心洲的大旅游”．这是近几年来江心洲大发展的真实写照。自2002年10月江心洲划人建邺区．制订了从生产农业向旅游农业转变的发展目标以来．成功地走出一条庭院农业、特色农业、都市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发展之路。1997年．江心洲农民人均收入为4103元．1998年为4234元．比1997年增长3.3％；1999年为4420元，比1998年又增长了4.4％．而2003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了6360元，     

中央第七次颁布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

2004年1月，针对近年来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增长缓慢的情况，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一年，农民增收工作成效显赫：粮食增产了，负担减轻了，收入增加了12005年初，中央再次将关注的重点投向“三农”问题。1月30日，中央公布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七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这是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中央送给全国9亿农民兄弟的一份节日大礼。那么，今年的“一号文件”有哪些特点?对文件精神我们应该如何学习领会?     

人力资本积累对农民收入的实证分析——基于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视角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近年来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情况（即人力资本的主要衡量指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农民收入数据的搜集,对人力资本和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力资本对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显著,并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效应的实证分析

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保险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和判断,证明：（1）农民人均纯收入、保费收入和保费支出这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农民人均纯收入、保费收入和保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误差修正机制。同时,（2）随着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都在增加;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和赔款支出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3）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增加会引起保费支出的增长,反之亦然。基于此,提出政策建议。     

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分析,以及对第一产业的产值就业份额比和城乡收入比的关系的分析,发现通过增加农业收入来增加农民收入,并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可能性非常小,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与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正相关关系.但最近几年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未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畅.为此,提出了一些相关政策建议.     

“两个增加”是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的最终选择

文章认为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是“九五”时期财政支农工作的根本任务；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两个增加”的重要途径；财政支持农业产业化是实现“两个增加”的有效手段。     

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的意义

邓子恢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把“家庭”作为农业生产单位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农民增加了收入，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理论先导。     

“村官”保廉“硬举措”赢来新农村建设“满园春”

高淳县地处长江以南、苏皖交界．县域面积802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43万．其中农业人口占67％．现有8镇134个村．是典型的农业大县。目前．全县134名村书记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实体和发展项目．730名村干部实施“双带”项目843个．带动农民增收1364万元．0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33亿元。全县12个村进入全市综合实力百强村前50位．更有连续14年荣登“南京市综合实力百强村”榜首．人均纯收入达8．7万元的。“金陵首富”一武家嘴村这样的新农村建设示范典型。     

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成因与对策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我国经历了20余年的改革与发展，整个农村经济体系已由封闭向开放转变，并纳入市场经济轨道，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副产品产品增长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绝大部分农民均已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业逐步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然而近年来农业效益持续下滑，农民边际收入递减，收入差距 扩大，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启而难动的问题日显突出。因此，探析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原因，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这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乃至国民经济增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也谈"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

中国是农业人口大国,西方的“工业化”道路解决不了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解决中国农民增收问题,一要靠农民自主创业,二要靠发展非农产业吸收农民就业。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通过自主创业和就业等多种形式实现收入的多样化和货币化,其根本出路是实现农业市场化、产业化和城镇化。     

发展都市农业 建设和谐南京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了“把南京建设成为经济发展更具活力、文化特色更加鲜明、人居环境更为优美、社会更加和谐安定的人文绿都”目标，凸显了全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和谐发展。目前．我市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打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建设节约型社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也对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民的生活质量提出了新要求。这些是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课题．也是农业部门为建设和谐南京发挥作用的空间所在。发展都市农业是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和谐的重要途径．我们要通过农民群体的和谐发展、和谐农业的产业建设、农村和谐社会的推进，为和谐南京的建设作出贡献。和谐的南京新农村．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从农林部门承担的职能看．我们要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农村居民收入变化动态分析——以湖南为例

农民的收入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所关心的问题，农民纯收入由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和财产收入三部分组成，其中主要贡献是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它们的变化趋势直接影响到农民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化总趋势是上升的，但上升速度较慢，主要原因有两个。湖南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收入问题的确具有一定代表性，决策部门理应予以重视。     

列宁新经济政策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列宁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切，充分体现在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中。以史为鉴，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实的思想路线，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农村改革，提高生产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     

浅析吉林省农民劳务输出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

通过四项指标的实证分析,反映了吉林省近年来农民劳务经济的发展情况。从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阐述了影响吉林省农民劳务收入发展的因素,并着重分析了吉林省的真实情况和农民劳务收入比重低的根本原因,进而讨论了吉林省农民劳务输出的增加对增加农民收入所起的作用,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项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解决好几个关系：一是增加当前收入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关系；二是民主管理和社会和谐的关系；三是农村、农民的“硬件”和“软件”关系。雨花台区结合自身实际，以三项工程处理上述关系，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庇古“收入均等化”理论对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启示

“收入均等化”理论是亚瑟·塞西尔·庇古提出的一种增进社会福利的分配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国民收入总量，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分配的状况。应当在不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通过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公平，增加社会福利。从庇古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汲取思想的营养。用于我国现阶段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这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化解“三农”问题的基本逻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源在于农业效率低下,而提高农业效率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加快农业劳动力转移,从农业内部减少农民,这就需要借助于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二是从农业外部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农业的外部支撑系统,这就需要借助于城乡统筹战略的进一步推进。而两种战略的实施必须以中心城镇为切入点,同时开展新农村运动,最终实现小康农村和“四个文明”的宏伟目标。     

“四维协进”: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制度建构

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全面梳整相关文献并对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农业生产风险高收入低、农村缺少良好生活环境、农民种粮缺少稳定生存保障、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精准服务”是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因素。因此,立足“三农”实际,建构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加速农村繁荣的推进性制度、促进农民稳定的保障性制度、激励政府发力的考评监督制度——“四维协进”的系列化制度体系,对激发和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