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扶桑的鉴真和上

佛教传至日本后的200年中,一直未出现拥有正式授戒资格的＂三师七证＂共十个僧人齐备的现象。当时的政府担心因逃避租税、课役而私自剃度的僧人增多,会动摇律令国家的基础,故欲确立和管理尼僧的制度。聘请授戒师僧,对于弘扬佛教和维护国家稳定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妙方。为了推动日本佛教的兴隆,鉴真和上于天平十五年（743）十二月,与弟子们一同从大明寺出发,踏上了艰辛困苦的传法旅程。     

鉴真东渡前的弘法活动与法进的出家受戒

法进作为鉴真的弟子,跟随鉴真多次东渡,被誉为在日宣扬戒律的第二人。其为申州义阳人,于申州大云寺出家,后师从鉴真受具足戒。扬州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佛教氛围浓厚,寺院较为兴盛,更重要的是鉴真在扬州的弘法活动声震江淮一带,这些因素促使法进赴扬州师从鉴真受戒。     

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述论

佛教交流是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交流的途径上,既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派出的遣隋使、遣唐使,又有中国僧侣应日本之邀或出于自发的赴日传法。隋唐时期中日佛教交流活动构成了中日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它对推动中日佛教体系的共同完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法与佛教

书法是中国艺术的精髓。东汉佛教传入中土后 ,书法即成为申记与阐扬佛理的最合适工具。随着佛“道”的渗入 ,书“道”和佛“道”相互渗透 ,相互融合而促进 ,不但使书法艺术得以普及和提高 ,而且加速了弘扬佛法的进程 ,使佛教在中国发展至新的境界     

赴日唐僧与奈良佛教

在整个奈良时代(710~794)赴日的唐僧中,前期赴日的道璿等人与中期赴日的鉴真僧团具有代表性的意义。道璿不仅结交当时的文人政客,参与国家的佛教大典,而且对于天台教学在日本的传播也起了奠基作用。在鉴真的弟子中,留下著述的法进与思托二人无疑是两个特殊的存在。思托撰写的鉴真传记为我们保留下研究鉴真乃至唐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而法进不仅仅身体力行授戒,传播戒律台教,而且还撰述经论,从理论的深层对奈良朝的佛教社会施加影响。     

鉴真弟子法进与日本天台宗

鉴真及其弟子赴日,大力推动了天台教学思想在日本的流播,其中弟子法进功不可没。法进赴日前居住的扬州白塔寺很可能早就存在天台教学思想的传播;当时律宗高僧律、天台二宗兼学,鉴真、法进也不例外,均被誉为"天台宗学者"。法进在日不仅讲诵天台经籍,而且还利用自己携带至日的天台经典协助校勘已流传的天台佛经文本,参与佛经校勘事业。其与鉴真留存于东大寺的天台经籍为最澄所阅读,并由此促使日本天台宗的诞生。法进是最澄、园仁、成寻等日本天台宗历代宗师所注目敬仰的杰出人物。     

义天在宋丽佛教交流中的贡献

义天是高丽文宗王第四子,1085年入宋求法。入宋后遍参高僧大德．研究佛教各派思想,游学14个月后返国。他在宋丽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一是入宋时带来大量华严典籍,后与其师净源深入探讨华严学,回国时把华严经论3000余卷带到高丽,后宣讲《华严经》十余遍,为宋丽华严学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在高丽弘扬天台教学,创立海东天台宗。三是继中国历代所著经录之后,编成《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依此刊刻诸宗疏抄。四是圆融诸宗．会通三教,促进了宋丽佛教思想的发展。五是提出出世与入世统一的主张,对中韩近现代佛教有积极影响。     

国家安全与民间宗教文化交流——兼谈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的历史作用

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除了政府行使公权力,民间力量也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补充。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运用得恰当,宗教及其文化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民国时期,九世班禅、喜饶嘉措、太虚等高僧大德掀起了汉藏文化交流的高峰,影响了现代佛教的发展,增进了民族之间的感情,对国家的前途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政府设立的蒙藏委员会等组织,及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支持、参与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民国时期的汉藏佛教交流有着深刻的政治与国家安全的背景,在维护领土完整、反对分裂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为今天的民族、宗教、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凝聚与发散:成都佛教在民国汉藏交流中的中转效应

民国时期汉藏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在不同时期又有着不同的特征。民国成都是军阀割据对抗的中心地带之一,也是汉藏交流的枢纽之一,汉藏佛教交流内容之丰富,僧俗来往之频繁,当时全国其它各省难出其右。本文从历史事件与社会活动中探索民国成都地区的汉藏佛教文化交流情况,发掘这座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汉藏交流中展现出的历史作用。     

超一法师与民国时期汉藏佛教交流研究

1920年代,超一法师秉持民国佛教新运动学派的僧伽建设思想,提出以寺院为基础培养僧才,复兴佛教,认为净土法门适应佛教发展现状。赴藏求法归来后,超一法师重新思考汉地佛教复兴途径,先后前往十多个省市佛教寺院启建息灾密宗法会,翻译密法经典,讲述显密历史与教理关系,主张内地佛教发展应不分显密、东密与藏密,知见行解,依大乘佛法经教义理圆融无碍,以自证度他之心济世救国。超一法师求法弘法、著译经典的历程表述着他由宗派比争转向显密圆融的理性思考,提出超越佛教地域宗派界限、汉藏佛教兼修共利国族的发展主张。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唐代佛教与山水共生的寺院诗

在中国诗史上,唐代是寺院诗创作的转进与勃兴期,作品数量及题材拓展均取得极大突破。在书写模式上,相继形成藉景畅理、触境明心、纪实绘景三种类型,充分体现佛教与山水互彰的共生性,为山水诗开拓出全新境界。唐人寺院诗重写景造境,常以动静相生法状清寂之景,物态生动,意境幽玄。寺院诗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警策,字锻句炼,隽语频出,普遍形成以精切之语状绝胜之景的艺术效果。     

从唐代民间佛教看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民间佛教是佛教中国化的特殊表现形态,展现了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交往和对话的不同特征,为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唐代妇女与佛教

由于各种现实和社会的原因,唐代妇女信仰佛教的人数比较多,她们信仰佛教的方式主要有出家为尼和在家修行两种。唐代妇女信仰佛教,对其本身来说是一种精神寄托,同时对佛教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外八庙与清朝的藏传佛教政策

外八庙作为我国著名的皇家寺庙群,不仅融汇了多民族建筑艺术之精华,同时也是清朝藏传佛教政策的历史见证。     

唐代寺院对诗歌儒释融合作用初探

唐代的寺院不单纯是僧人修习或宣扬佛教的场所,还是诗人、士大夫们习业和寄居的地方.诗人涉足寺院的各种活动,与寺院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寺院在诗人的日常生活及精神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它为唐代诗歌创作和交流提供了有利的载体,寺院的佛教文化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开阔了诗人的思维,丰富了诗歌的内涵,使诗歌风格更加多样化,并促进了诗歌通俗化趋势.同时,佛教通过寺院这一载体,促成了唐代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儒释融合,而这种融合正是佛教儒化或者说中国化的需要.     

沉郁与欢娱:唐长安节假日里的佛、道之争

在唐代都城长安,七月十五中元节宗教体验大多是在佛教场所进行。节假日当天民众对佛、道二教的不同参与表明,佛教以盂兰盆会对报父母恩的强调,备受民众欢迎,而民众对道教出于谢罪自省的中元斋会则相对冷落。佛教凭借七月十五盂兰盆会,找到了民众孝顺父母这一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吸引了更广泛的信众,从而在中国岁时文化方面,相对道教取得了成功。此外,盂兰盆会仪式本身对社会关系的重建,也是其自身吸引力所在。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