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浩然交游赠答诗观其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

细察孟浩然赠答酬唱之作,可知其交游甚广,既有宰辅州牧,亦有僧道隐士,入而为儒,出而好道,可谓隐逸情怀与仕进精神并存。孟浩然前期隐逸为寻求终南捷径,后期隐逸则缘于仕进无门,看似处于仕隐矛盾之中,实则隐逸思想为其仕进思想派生之物,其非传统之道隐,实为儒隐。盛唐精神与尚儒家风赋予孟浩然进取之心,积极交游显贵,意在谋求仕进,入世之心至死未泯,儒家仕进观始终为其思想之主流。     

汉代将军幕府文学集团形成的深层原因探析

汉武帝之后,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将军幕府已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握有辅政治事的大权。同时,汉代又实施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的制度。这种性质转变与制度规定为士人入仕奠定了政治基础。因科目规定与名额限制,汉代贤良、孝廉等无法满足士人的仕进需求。与之相比,将军幕府员额较多、幕职多样,能为士人提供良好的仕进...     

孟浩然陶渊明仕进思想之比较

孟浩然陶渊明在古代文学史上虽然被称为隐逸诗人 ,但实际上二人的仕进思想较为强烈。就二人仕进思想的特点而言 ,孟浩然具有恒定性和痴迷性 ,陶渊明具有随遇而改性和达观性。就二人仕进思想的形成而言 ,主要是受了儒家仕进观的影响     

李白从璘非由“迫胁”辨──侧议李白的人格评价

在李白一生中,从一事是桩著名的公案,因此案涉及到对李白的人格评价,所以对此加以辨明澄清极有必要,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应该说,李白从是出于自愿。这从李白所独具的仕进方式、侠士心理、济世大志及其从后的精神面貌诸方面可以印证：李白是一个“以个人为主体,以自由为本位”,“将一己之自由与国家民族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大诗人,不能以是否从来衡量和评价李白人格之高下。     

浅议唐朝尚武之风向宋朝崇文之风转变的缘由

唐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在社会风气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唐时盛行的尚武之风至宋时已渐为崇文之风所取代,崇文精神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而孕育这种风气转变的原因,除传统观点认为的宋初统治者为防范"陈桥兵变"再演和铲除唐末五代藩镇割据隐患而采取崇文抑武国策的影响外,还应有科举仕进之风的盛行对武功进取风气的弱化;宋朝守内虚外政策实施的客观影响;程朱理学兴起的消极作用等原因。     

试论东汉举孝廉制度的利弊

东汉仕进之途分为四类:一、察举;二、州郡吏;三、任子;四、太学生。举孝廉系察举常行科目之一,为当时读书人仕进的主要途径。本文拟就这一制度的利弊作些粗浅的分析,仅供读者攻错。孝廉之举,始自西汉,《汉书·董仲舒传》云:由董氏建议而实施。据元朔元年(前128年)武帝诏文“兴孝举廉”(《汉书·武帝纪》),及有司奏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同上引)等语可知,孝与廉本各为一科。再证之以《汉     

唐高宗与初唐宫廷文学

唐高宗具有尚实、端方、稳重的儒学政教型人格特点,对文学创作既无才能又少兴趣,宫廷文坛遂从贞观时的帝王主导型转变为高宗时的权贵主导型,上官仪和许敬宗等权臣成为宫廷文坛的领导者。质地纤弱、热衷于华丽藻饰的＂上官体＂风靡一时,失去了贞观宫廷诗的宏大整肃与雅正之风。在用人方面,高宗重吏干而轻文学,使得新进文士的仕进之途受挫,处境尴尬,阻碍了文学高潮的孕育和催发。     

公务人员检举内部贪腐行为的困境与超越

贪腐行为具有隐秘性、狡猾性和高度的犯罪黑数等特质,唯有通过知情的公务人员对其进行检举,才可能真正有效反腐。但欲检举贪腐的公务人员面临外部社会评价和内部行政伦理的困境,外部社会认为检举是告密,内部行政伦理要求公务人员对组织忠诚;以及检举后检举人可能面对更多的风险或危险。因此,我们必须从培育新的检举文化、革新行政伦理、加强对检举人的保护以及建立检举人激励机制方面作出努力。     

汉代赋选与大赋文本特征

作为一种仕进方式,赋选是在武帝时形成的。其形成原因既涉及统治者的文艺爱好、国家文化需求,更与武帝解决藩国"政治—文学"集团问题的政治策略相关。赋选虽是一种地位较低的仕进杂选,但它对无法以正途仕进的下层士吏具有重要意义。赋选既为大赋的繁盛提供了机制性动力,更对大赋文本特征的形成与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赋选借赋观才的目的使大赋注重炫示奇难字词、名物闻见;以辞娱主的追求促成了大赋的全面铺陈;尊崇君王的文事书写原则使大赋以颂为主,并精心设计"讽谏"部分,使之具有"讽""尊"双重意蕴向度;以天子生活、意志为观照基点的作赋意识导致了大赋文本的宫廷化特征。     

元稹的宦海浮沉与禅心消长

从交游、禅法接受、以及对佛教教理的理解等方面,对元稹进行考察,全面讨论他与佛教的关系。元稹早在少年时期即已接触佛教,其交游之僧人以苦行习禅者为最多,所受禅法当为北宗禅;作为仕进之心强烈的文人,元稹的亲近禅法发生在贬谪之后,这使他对佛教人物及其教理的认识都带有实用、乃至偏离本义的特征;而对既往之事的悔悟,亦使他在佛理之中找到了一种解释。     

北朝挽郎选拔与士族激励机制新论

汉晋帝后丧葬,例选显宦名族子弟为大行灵柩挽绋,通过仪式展演昭示君臣同心同德的和谐局面。降至北朝,挽郎在礼仪角色基础上逐渐派生出仕宦资格及仕进途径的政治功能,在九品官人法之外另辟新的入仕门路。遵循贵族社会阀阅流品法则,选拔挽郎注定要与家世门第紧密捆绑,但其宗旨并非单纯巩固门荫制度,而是在既定的门阀秩序和利益分配格局中适度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在仕进方面给予种种优惠,诸如放宽入仕的年龄限制、突破世资局限的破格超迁任用等,以鼓励士族精英奋发进取,杜绝贵族主义安富尊荣、鄙薄实务之积弊。在此背景下,学识素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声望成为挽郎出身的关键,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上流社会封闭固化的局面,事实上与秀孝察举和官学试经一道为后世科举制开启先声。尽管前进的步幅相当有限,但对改良中古贵族社会的积极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试论增强公仆意识

公仆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必要的权力意识和政治伦理意识。增强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 ,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人翁精神是保障政治清廉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的首要的行政意识前提 ,是公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的根本内容之一。公仆意识是时代变革和发展的要求 ,是以德治国、以法治国的行政权力主体意识 ,是社会主义政治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增强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首先要教育公务员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下 ,公务权力和义务的关系 ,自觉抵制封建特权思想。增强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关键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党的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做一个合格公仆 ,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增强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 ,根本上还要靠民主法制的制度建设做保障     

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以反腐为视角兼论立法构想

以往研究公务人员的腐败问题,主要领域囿于贪财,而忽略了贪色。公务人员因其自身的特殊性,滥用性权利极容易滋生腐败,所以有必要对这一主体的性权利予以一定的限制。从民法立场出发保护公民的性权利与从刑法立场出发限制公务人员性权利相结合的立法路径既保护了公民的权利,又可以预防公务人员的腐败,是完善现行法的合理构想。     

南朝文笔之辨

笔从言分化出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尽管受到传统势力的长期排斥,终就成为寒门士子的仕进之梯。到南朝,文风愈盛,文士集团崛起,文笔受到普遍重视,别集、总集大量产生,文笔之辨成为文章学的重要内容。南朝学者试图从目录、音韵、情感三方面对文笔进行区分,虽有许多不周全之处,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朝文学的盛况。     

论公务人员职务消费的"异化"及其矫正

在公务人员职务消费领域,公务人员凭借对自身职务消费的信息优势架空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控制,产生职务消费"异化"行为。矫正公务人员职务消费"异化"的关键在于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激励和约束公务人员的公务消费行为,使其忠实体现公共利益目标。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我国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的重构探讨--法国行政法"过错区分"理论的启示

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一过程透视出行政侵权主体制度的设置关涉几方利益的价值平衡。对公务人员的行政侵权责任设定对于保障依法行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法国行政侵权责任主体制度中独具特色的过错区分理论在强化公务人员行政侵权责任方面很有启示意义。     

古代科举选才与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创新

自1993年国家公务员制度确立以来,以考试形式录用公务员成为各阶层社会力量充实政府公务员队伍的重要方式。2006年我国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以法律手段确立了公务员必须通过考试的形式选拔录用,这标志着中国公务员管理进入法治化和科学化阶段。但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在有效选拔录用高质量的人才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值得改进的方面。古代科举选才制度为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生成之际的地域因素作用

晚唐文人求仕心理与其所处地域密切相关。距离长安越远的文人,其求仕所占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无疑就越大,这自然加重了求仕心理压力。开明的地域政治氛围有助于文人产生积极求仕之心,封闭专制的地域政治氛围常常会压制甚而扼杀文人求仕心理。地域文化因素作用于某一特定地域文人求仕心理最为明显,它直接影响文人求仕心理的生成：文化发达地域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的交流可促使文人眼界开阔,易识仕进之途;闭塞的地域环境由于文化信息交流不畅,往往使得文人仕进准备不足,甚而会挫辱其求仕心理。由于地域经济发展状况并不能等同于文人个体经济状况,其对文人求仕心理作用并不明显。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

洋务运动与知识分子黎仁凯洋务运动是晚清咸同之交一批先觉知识分子倡导发动的早期近代化运动。这批知识分子大多是曾追求科举功名的士子或由科举仕进的官僚士大夫，也有社会绅士。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接触了西学，洞达时务，深具忧患意识，力主通过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