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有屈原,岂见《离骚》?——与日本学者冈村·繁教授商榷

刘勰《文心雕龙·辨骚》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指出在《诗经》之后,《离骚》这种楚辞新体诗蔚然兴起,它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又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辞赋家竞相仿效的典范。屈原以其独具的才力、卓越的气韵和凌云的壮志,创造了楚辞文学的新样式。这是刘勰总结了刘安、司马迁、王逸等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作出的评论,符合屈原为楚辞文学的伟大创始人和主要的代表     

巫官屈原论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奇文。楚辞产生后,以其神奇妙丽的特质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第一个称楚辞为奇文的人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辨骚》的开端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里以《离骚》代表楚辞)但是楚辞为什么会“奇”?根本原因在哪里?刘勰并没有说清楚,后来的众多楚辞研究者也没有说清楚。楚辞之奇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作者屈原是一位奇人。何以知道屈原是奇人?不必     

《离骚》究竟著于何时?

探讨先秦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诗篇《离骚》的写作年代,是《楚辞》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据胡念贻同志《屈原作品的真伪问题及其写作年代》统计,《离骚》著期约有八说(自王逸至当代)。当然远不止这八说。各种异说均涉及《史记·屈原列传》,但     

《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

《离骚》迷离惝恍、不遵矩度的风格特征在“求女”与“远逝”两段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屈子之父……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而就纵横开合、超逸奇幻来看,似乎“求女”又胜“远逝”一筹。《离骚》向有奇文之称,“求女”可谓奇中之奇。这段文字的含意难于理解,但对全诗来说十分重要,只有正确理解它,才能认识《离骚》的深刻意义,才能“令屈子一片深心,千古共白”,而“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所以,自汉代以来它就成为《楚辞》研究的“热点”,新说层出不穷,至清代以前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1、以求女喻求贤臣、贤土、良辅,此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从之者有戴震《屈原赋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王邦采《离骚汇订》等;2、以求女喻求贤君,此说朱熹《楚辞集注》主之,从之者有蒋骥《山带阁注     

刘向编集《楚辞》初探

楚辞学之始祖,从现有材料看,要数西汉二刘(刘安和刘向)。刘安(前179—前122)是汉武帝时的思想家、文学家,高祖刘邦的孙子,武帝刘彻的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据《汉书·刘安传》载,刘安曾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这无疑是汉代最早解说《离骚》的著作,只可惜没流传下来,后人只能从《史记》和《汉书》中得知他对《离骚》评价极高,称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可与日月争光。在刘安前后,虽还有严助、朱买臣、王褒等一批楚辞爱好者和作家,但他们只以诵读《楚辞》或创作骚体赋而著名,有的则以此作“敲门砖”得到显贵,并无关于《楚辞》的著述留下来,算不上楚辞学家。至于刘向(前77—前6),则可称得上是编集《楚辞》的集大成者,是楚辞学的奠     

屈原学研究的系统总结——《屈原学集成》序

屈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文学成就,都是不朽的。司马迁褒赞说：“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勰《文心雕龙》说：“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鲁迅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毛泽东于1972年9月会见日本的田中角荣时,将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影印本）作为国宝赠予田中角荣,可见其对屈原推崇之至。     

从创作表现手法看《离骚》的浪漫主义特色

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它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源头。我们仅从其表现手法看,就可见其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首先,《离骚》浪漫主义的最大特色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的和谐统一,这既符合浪漫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也在作品中有鲜明的表现。屈原创作《离骚》源于他的社会实践（即政治斗争和生活遭遇）,源于他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在《离骚》中,他揭露了楚国“规矩而改错”、“众皆竞进以贪婪兮”的腐败政治以及楚君…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浅谈《楚辞》的比兴

比兴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楚辞》中的比兴产生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它有什么特色?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王逸用解《诗》的方法解释《楚辞》,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虽不尽然,却也道出了《离骚》的特点。在《离骚》中,自然物和超自然物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自然属性或超自     

训释精当 新见迭出──简评黄灵庚《离骚校诂》

黄灵庚出版了洋洋78万余言的专著──《离骚校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5月版）。此书的特色，首先体现在它对《离骚》文字的校勘，远较前人详尽、周到的巨大获弋上。据黄氏自述，他原先以为闻一多《楚辞校补》、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在考索《楚辞》异文上已极为完备，在这方面后人“似已无事可为”。但黄氏是位有心人，在偶然的检索中却发现姜氏所列异文，与刘师培《楚辞考异》“基本相同”，“且刘误姜亦误，一字不差”；姜校也有参照闻一多《校补》者，也多处出现“闻误姜亦误”的实例。黄氏由此慨叹，“号称异文最全的《屈原赋校…     

《离骚》“抚壮”考辨

古今注家对《离骚》中“抚”字的解释,大体呈现出一种由模糊到精确的趋势.在《离骚》和先秦楚辞文献中, “抚”字一般都取按抑之义,这一点从该字的古字形和篆文字形中亦可找到依据.先秦楚辞文献中的“壮”,指的是一种外溢、扩张、不受限制的趋势,而《离骚》所说的“抚壮”,则是要按抑这种外向扩张之势,使它受到限制.“抚壮”在《离骚》中的具体内涵,是要楚王改变他傲慢自矜、拒谏饰非的缺点.这种对“壮”加以限制的主张,与先秦相关理念可以互通.     

谁是“刘安作《离骚》”论的始作俑者?——评许笃仁的《楚辞识疑》

一九三八年在上海孤岛出版的《楚辞研究》,收入了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与丁迪豪的《离骚的时代及其他》等文章,集中宣扬了所谓的“刘安作《离骚》”论。1948年,何天行之书又由中华书局再版,改名为《楚辞作于汉代考》。此书流行于海外,近些年来被有的外国汉学家,称为“最周密、最系统”的“屈原否定论”,是何“提出‘屈原=淮南王刘安’的见解”。我想,这果真是何天行提出来的吗?经过一些时间,在查其它资料的同时,终于查到一九三五年的《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上面刊登有一篇署名为许笃仁写的文章——《楚辞识疑》。此文的第一部     

论《离骚》的复线结构

论《离骚》的复线结构徐耀明由于屈原思想的深刻性、包容性、多层性以及审美意识的自觉性，他的作品往往从思想内容到审美特征表现出多层共鸣的特征，在审美艺术构造上也体现出多层次、多角度的复线结构。这方面，尤以《离骚》为杰出代表。《离骚》是诗人爱国斗争经历、精...     

“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从内证看《天问》的著作权

(一) 《天问》是一首诡奇难解的哲理诗(叙事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屈赋内的位置,并不亚于《离骚》,甚至超逾《离骚》。它犹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显现着诗人屈原的怀疑,批判由天及人的一切旧观念、旧传统的大无畏的战斗激情。作为中国“摩罗”诗人的杰出代表,屈原正通过《天问》之创作而“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     

《离骚》的韵律贡献——顿叹律与抒情调

《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因为它开创了一个辞赋的时代。但《楚辞》对汉语文学的韵律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贡献,这方面的探讨还不多见。本文旨在讨论中国诗歌史上《楚辞》韵律贡献。然而,本文的研究与其说看哪些是《楚辞》对诗歌韵律的贡献,不如说是给这个领域的研究提出问题,引起从新角度研究的兴趣,进一步在“韵律诗体学”这个目标下进行探索,做一次继《诗经》定格的二步律以后的大改革的韵律美学的离析。这里虽然不是纯美学的鉴赏,但却是一种“美从何来”的语言学分析。通过最近的韵律诗体学的原理分析和讨论前人《离骚》韵律分析的成果及其未尽如人意之处,总结屈原《离骚》的韵律贡献。     

试解闻一多研究中的一个谜——兼谈闻诗的传统意象

一朱自清称闻一多是抗战前唯一的爱国诗人。大家公认朱氏是严谨的学者,为什么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众多的诗人中,只称闻一多为爱国诗人,而且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朱自清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妄下的,是他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从1935年到1947年十二年中,他先后五次重复过类似的看法。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1935年8月写的影响很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他说:闻一多“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到了1943年,在《新诗杂话·爱国诗》中陈说了这一判断的理由:“辛亥革命传播了近代的国家意念,五四运动加强了这意念。……这是发现个人发现自我的时代。自我力求扩大,一面向着大自然,一面向着全人类;国家是太狭隘了,对于一个是他自己的人。于是乎新诗诉诸人道主义,诉诸泛神论,诉诸爱与死,诉诸颓废的和敏锐的感觉——只除了国家。这当然还有错综而层折的因缘,此处无法详论。但是也有例外,如康白情先生《别少年中国》,郭沫若先生《炉中煤(眷恋祖国的情绪)》等待便是的。我们愿意特别举出闻一多先生;抗战以前,他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他歌咏爱国的诗有十首左右;《死水》里收了四首。”1946年闻一多遇害后,朱自清在《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论《离骚》与《史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离骚》与《史记》的内在精神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烈的抒情特征,一是尚“奇”的审美追求。形成这种内在精神一致性的原因,一方面是司马迁与屈原都具有“发愤著书”这一共同的创作动因,另一方面是司马迁深受楚文化及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