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使臣所见的明天启社会——以洪翼汉《华浦先生朝天航海录》为中心

朝鲜使臣作为朝鲜士大夫的一个群体,他们对明代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至明中叶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朝鲜朱子学逐渐深入,使得朝鲜"小中华"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与明前期相比,朝鲜使臣开始以从中华学到的价值观念为武器,用批评的眼光来观察思考明代社会。他们通过对明代社会观察与思考,既希望朝鲜王朝引为前车之鉴,更期待着由朝鲜来实现真正的"中华",反映出朝鲜作为东亚的主要朝贡国对自身在东亚国际关系体系中所处地位的关注。     

明代中朝使臣经行路线考——以《皇华集》较为集中的吟咏胜地为中心

明代中朝使者往来频繁,其经行路线因为明朝都城迁徙、东北边患加深、朝鲜申请等诸多原因曾数度改易。根据史籍、《皇华集》《燕行录》《东国舆地胜览》等相关文籍的记载,明代中朝使臣的经行路线大体可分为4个阶段,从中可见明使与朝鲜远接使的周旋吟咏之迹。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实践,愈来愈凸显了梁启超为代表的中西文化合璧论的合理性。文章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中心,探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构成、特征和缺陷,分析传统文化转型的方式,提出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即政治层面,建立完善的民主共和政治;社会层面,培育自由的社会风气;思想层面,树立科学理性的思维;行为层面,养成抗论争辩的习惯;学术层面,增加＂为民说法＂的内容。     

当代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现象原因论析——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视角

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在快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分化中产生了社会分层问题并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学界对引发社会分层现象的原因分析尚欠深入。文章以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立论基点,运用社会运行发展的复杂性理论,在多学科的学理支撑下,从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整体流动乏力、教育发展不均衡、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化程度低和等级观念影响及社会进取精神缺失的维度,深度廓清了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原因;对进一步深化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分层问题的研究不无裨益。     

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变迁——以Ronnie Littlejohn的《中国哲学概论》为中心的考察

如何书写中国哲学史?一般来说,有以人物为中心和以问题为中心的两种书写方式.长期以来,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是以人物为中心,并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中国哲学史,而2016年Ronnie Littlejohn出版的《中国哲学概论》则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来书写的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该书的出版显示了英语世界书写中国哲学史的新变化,展现出他们在哲学普遍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的新理解,肯定了中国哲学存在的普遍意义及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西方学界对中国没有哲学的质疑.     

五四时期陶孟和的社会政治思想——以《新青年》为中心

陶孟和作为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在多变的民国社会中,不仅仅专限于社会学的贡献,而且也作为胡适派学人群中一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同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以共同的思想意识共同倡导民主与自由等新文化运动所孕育的主体精神。同时以社会学的眼光观察多变的民国社会,寄托一种调查的宏愿,以求了解中改良和改变中国。     

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转型时期的《白鹿原》乡土社会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相较于城市,这样的变革与转型,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却显得迟滞。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民众,面对如此的巨变,内心矛盾纷繁复杂。以此为契机,接踵而来的各类变化,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已,小人物的命运,也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便是以此为背景的小人物传记。     

利玛窦的中国观——以《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中心的考察

利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对明朝末年中国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了较为真实客观的记述和评价,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具有和平知足、尊师敬老、愚昧虚骄、封闭多疑等特点。他的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对于当今的中西文化交流,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塑造良好的国家民族形象都具有积极的启发、借鉴意义。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很多社会思潮有过思想交锋,其中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影响深远.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梳理《新青年》文本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锋的核心内容与经过,可以揭示这一交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     

传统中国基层解纷中的官民互动机制——以清代地缘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古代中国通过数千年的探索,在清代形成了一套官民之间相得益彰、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国家与民间解纷互动机制,其主要形式有民间将纠纷案件“送官究办”和司法机关对纠纷案件“官批民调”,这两种形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互动循环.立足于司法而言,这一循环可谓一种特别的能动司法模式.这一互动机制彰显着国家司法与民间调处纠纷各有所工但可以实现有机一体化,以及二者互动的背后是国家法与民间法融通等法理意义,其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主要有二:一是追求社会“和谐”的解纷途径应该是多元而不是“诉讼单边主义”的,多元解纷途径之间在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应该保持有机联系和互动;二是国家与民间解纷的互动机制有助于促进民间解纷资源与国家解纷资源的优势互补,改善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对话机制.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的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研究——以地方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济南地区慈善救济及医疗机构除官方设立的养济院、漏泽园、医学署和惠民药局外,还有官民共办的普济堂、育婴堂,救济内容涵括养老、恤贫、抚幼、助葬、医疗等多个方面。济南作为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慈善救济及医疗事业发展在山东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仅就济南地区而言,慈善救济事业发展不平衡,公共医疗救治发展缓慢,惠民药局、医学署等医疗机构建设较少;由民间首创而由政府推广至全国的有普济堂、育婴堂,而育婴堂的规模在济南地区远远小于普济堂。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普济堂和育婴堂从一开始官方力量参与即较多,表明在慈善救济方面官方仍处于主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与经验总结——以延安时期为中心考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结合边区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的不同思想文化水平的实际状况,采取一系列有效途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在职教育、学校教育以及整风运动,学习、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广大普通群众进行抗战纲领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普及宣传,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还建立了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理论工作者,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进程。     

不同历史时期牡丹种植与地域社会发展——以四川盆地区域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学术界对于花卉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探讨花卉开发与地域社会发展关系的文章尚不多见.笔者.欲以四川盆地区域的牡丹为例,勾勒其在五代以前、两宋、明代、清代四个时期的发展脉络,在分析其分布区域、价值取向变迁原因的基础上,指出牡丹的开发状况是以一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发展需求为依据的.     

汉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以汉代历史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汉文化是世界上最为悠久和富于特色的民族文化。秦汉时期,汉民族在先秦称华曰夏的基础上在分布地域的统一、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的统一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为统一的汉人,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主体民族,以汉族为核心所创造的"汉文化"也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但汉文化的多样性与区域性特点并未因帝国的统一而消失或者减弱。秦汉时期出现的记录各地风俗、经济社会生活和方言的官方文献充分表明区域性差异的存在。     

直面社会 不断创新——读《转型时期农民公平问题研究》有感

承蒙傅如良教授抬爱，将其《转型时期农民公平问题研究》一书赠我。由于他所讨论的问题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故此我二天之内便读完了这本20余万字的著述。自然，这样快捷的阅读肯定有其不足之处，即很可能失却对阅读对象的准确识读和深刻领悟，但由于该书内容翔实、特点鲜明，因此读过之后自忖多少还是感受到了一些作者的成功之处，而且觉得不谈点自己的看法，很大程度是对友人赠书的一种辜负。     

明清时期天花病例的流行特征——以墓志铭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文集所收录墓志铭等悼念性文献中有相当数量关于天花病例的记述,为认识明清时期天花的流行提供了一类相对丰富又具系统性的病例资料。通过对发病时间、地点、年龄等的统计分析,明清时期天花病例有冬、春两季发病率高及患者多为十岁以下儿童之流行特征。天花在家庭内的传播,典型地反映了民间天花防疫措施的局限性。     

园田化:集体化时期现代农业的规划与建设——以山西为中心的考察

园田化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积极实践,也是集体化时期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其在粮食增产、节水灌溉、水土保持、土壤改良和农业技术推广诸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受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出现很多脱离实际的做法,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其成败得失应当也可以成为人民公社解体后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借鉴.     

清末官报的白话风格与社会启蒙——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

晚清时期,在国民启蒙的社会语境中,传统的官方纸媒开启了近代转轨的步伐。以《北洋官报》为中心的考察可见,通过变革报章书写文体(白话代文言)、创新编印式样等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照顾到民众的阅读感受,也可有效弥补传统官媒"民众在场"的缺位。同时,这种变革为近代讯息传播和公共舆论构建奠定了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效应方面,在《北洋官报》的示范导引下,各地积极选派专员进行白话演讲、设立民众阅报机构,购置报章供民众阅读,甚至躬亲实践,创办白话报刊等。这样,报刊媒介既扩大了知识传播的限界,又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与基层民众的距离,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民众启蒙。由此可见,从民众主位视角切入,窥探传统官报的白话风格转型,确为报刊传播史研究的可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