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政策的多源流分析:议程、方案与机制

多源流理论是分析议程设立和政策制定的一种有效理论,可以用于分析我国的社会管理政策。分析表明,严峻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焦点事件构成了社会管理政策的问题溪流;政府官员、研究人员和公众的主张构成了社会管理政策的政策溪流;公众情绪、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政府变化构成了社会管理政策的政治溪流。完善的活动机制、畅通的信息机制和科学的评估机制促成了三股溪流的交汇,开启了我国社会管理的政策之窗。     

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员、专家、公众的互动模式——基于政策“类型——过程”理论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发展中政策环境的复杂化、政策问题的多元化以及政策本身的价值追求,政府传统的政策制定模式面临严峻挑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仅凭官员一己之力已经难以科学合理地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期待政策制定过程的重塑,吁求打破政策制定的“黑箱”,引入体制外主体参与政策制定过程,把专家与公众纳入政策制定体制,形成“政府、专家与公众”三位一体的政策参与主体框架,这已成为发展趋势.当然,这还需要对政策类型和过程做出更精细的界定和划分,准确阐述参与主体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互动机制的构建,更需要在案例的比较、研究、分析中做出有效性验证.     

一种新的对话思考:公众参与政策制定的路径探讨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实现社会政策公平的重要保证,对于民主理论与价值的发展至关重要,传统公共决策系统的弊端和决策者的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公众自身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我国社会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缺失.因此,本文努力探索有效的参与途径,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消除公民参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障碍问题.     

政策科学视野下的公共产品价格政策分析——以北京市地铁调价为例

政策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是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的调节器。在政策科学的视野下,政策的基本特征要具备合理性、合法性和民主性。提供公共产品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职能,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决定了其价格不能完全由市场规律决定,而需要政府进行规制,即政府通过制定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来管理公共产品的供给,并调节公共产品运营商、公众、政府之间的利益。本文以北京地铁调价为例,在政策科学的指导下,认为公共产品的价格政策需由政府主导,并鼓励公众广泛参与政策制定,保证政策制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同时充分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和手段,以此达到政策制定的科学、民主和合法。     

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问题探析

政策环境影响政策系统和政策行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政策行为和政策系统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出现了新的特点。相对于传统政策环境而言,网络技术条件下的政策环境更加透明开放,网络能够为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更多路径,它在不断提升公众参与能力的同时,也为创建公共理性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在网络环境下,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带来了政策制定的新情况。网络环境下的政策制定要从3个方面加以考量,一是对政策合法性的考量。科学有序的公众参与能够提高政策的合法性。二是对政策各要素的考量。政府和政治精英的主导作用正在面临挑战;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也面临新的变化,自下而上的议程设置和方案完善已经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团体和利益集团的意见诉求越来越明确,路径越来越明晰。三是政策类型的考量。不同模式中,决策类型的适用性是不同的：在自上而下的官方主导模式下,以自主式管理决策、改良式自主管理为主,分散式公民协商、整体式公民协商为辅;而在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模式下,公共决策、整体式公民协商则成为主要的决策类型,改良式自主管理也成为政府部门顺应民意的开明之举。     

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主体的政策认知及政策分析

科技政策的制定受到政策制定主体对科学技术及其功能认知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形成了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基础。现实中,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和指导思想受到来自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科技自身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宏观科技政策的输出是这种政策向度在社会形塑下得以显现的具体形态。通过分析改革开放后科技政策的输出表明,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理念是中国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但还有待完善。     

扩大政策制定主体 科学制定公共政策——论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听证制度

在政策制定体系中,按照制定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精英主体、共同体主体和公众主体三种模式。采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这三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公众型政策主体模式较之其他两种模式,其制定主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同时,扩大了的政策主体会以其更能促进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合法化等优势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因此,采用听证制度这一公众型主体模式,对于转变我们的政策制定观念以及在实践中制定出更为科学的政策,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限购政策正当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随着新一轮的房屋限购政策在各大中心城市陆续出台,其实施的正当性备受争议.针对本行政区域内房价反弹猛涨的情势,各地方政府制定了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以规制市场中的投机成分、维护房地产交易的良性运行.限购政策在经济学和法学上的正当性值得探究,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会导致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出现低效或无效的情况,限购政策能够平衡这种微观经济生态系统;限制和规范个人自由投机行为,是维护市场经济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需要;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是市场经济追求内在和谐价值的必然要求;在现代社会,政府的公权力呈扩大化的趋势,这种扩张符合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对维持社会稳定和保障公众利益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专业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探究——以交通规划为例

交通运输规划过程是政府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制定与决策过程,但由于受公众自身、政策执行主体、政策参与渠道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公众参与交通规划专业政策的程度较低.事先没有介入公众参与的规划决策,事后往往会引起不可预测的社会问题.通过借鉴国外公众参与的成功经验,探索适合交通规划决策制定过程特点的公众参与理论,结合国内案例分析交通规划政策制定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的内在困境,并尝试性探讨提高公众参与交通规划过程有效性的途径.     

教育政策制定之精英模式的伦理缺失与重建

伦理为教育政策提供道德基础,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着特殊意义.但我国当前教育政策的主导模式是精英模式,在教育政策的伦理价值选择上,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在问题的认定上,表现为精英价值取代了社会价值;在目标的确认上,表现为形式上的公共利益取代了实质上的公共利益;在方案的选择上,表现为精英认知取代了社会期待;在权力运行上,表现为以行政权力指导学术权力.重建教育政策伦理基础,根本的途径在于推进教育政策制定主体的转型,现实的选择是强化教育政策的伦理基础,提高教育政策主体主观伦理责任,使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制度化.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实现途径探析——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

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考察了南京市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的运作机制：对养老保险参保单位实行优惠费率制 医疗保险从大病保险和大病互助抓起 失业保险待遇与城镇职工同步提高 工伤保险从建筑业着手实行实名制 生育保险实行无差别缴费与待遇给付,并在分析现行制度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改革社会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和固态化管理模式、逐步提高缴费水平和保险待遇、不断优化管理服务等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险水平与功效的具体建议。     

政策清理与政策整合:基于网络治理的研究

缘于环境、法律、本体及其他变化,部分政策的存在已不合时宜,甚至有政策一出台即滞后,政策清理和政策整合的作用日益凸显。而我国当前政策清理工作思路不清晰、脉络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到位,政策清理多由政策制定者执行,政策清理不及时和消极被动现象,导致行政人员随惯性执行旧政策,阻滞了政府与社会的信任协调。基于网络治理视野进行政策清理,可推动各级政府信息互动、有效沟通、协商民主、齐头并进,在尊重公共利益和彼此利益基础上整合原有政策的有用部分,保持新政策及时跟进以避免政策空白,实现政策服务公共利益的本原。     

城市住房公积金运行中的社会排斥探析

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了当前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在缴存政策、覆盖范围、存贷关系等方面存在的制度性排斥问题,在此基础上建议,今后完善城市住房公积金制度应以扩充大非公有制组织缴存面、降低中低收入家庭住房贷款门槛、拓展公积金使用范围、加大对弱势群体政策保障力度等作为重点与主要方向。     

教育政策伦理的内涵、本质与意义

教育政策伦理是教育政策主体调节教育利益所遵循的价值和规范,包括教育政策伦理价值和教育政策伦理规范两个层次。在本质上,教育政策伦理是规范教育政策客观存在的道德关系的准则体系,是调整各种教育利益关系的有效手段,是社会主流价值对教育政策的道德诉求。当前,加强教育政策伦理的研究,对于规范和指导教育政策主体的政策行为,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与公平,提高教育政策的效率,确保教育政策公共利益的实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侵权案件裁判中的公共政策因素———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侵权案例为分析对象

虽然从形式上看,在侵权案件中公共政策并不作为裁判的依据直接加以引用,但它却对司法裁判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典型案例显示,价值优位、社会环境、秩序管理、责任保险等公共政策因素对侵权案件的裁判产生了重要影响。侵权案件裁判中考虑公共政策因素是实现侵权责任法目的的要求、侵权责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现代法院角色变迁的诉求。从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角度来分析,上述公共政策因素通过损害的认可、过错的认定、因果关系的确定、抗辩事由的确认等方式得以实现。     

我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与法规问题探讨

我国的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由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经济补偿规定、集体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三部分构成。从国家的方针政策、森林法、民法、行政法等方面论述了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政策、法律依据 ,分析了现有公益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法规实施现状 ,并结合具体国情探讨了我国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法规设计的基本思路     

正确认识社会科学价值 深化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关于十六大报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思想的思考

十六大报告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提出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的思想,是一个理论创新,体现了与时俱进、发展第一、尊重劳动的思想。繁荣和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处理好三种关系:政策引导与学者自律的关系,学者的忠诚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生产者、出版者与消费者的关系。     

社会工程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知识转换活动

论述了社会工程研究,指出它是科学知识与制度政策之间的一座桥梁,是将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相关科学知识综合集成并创造性地转换为制度政策的一项复杂性活动。大力开展社会工程研究,深入探讨科学知识转换为制度政策的方法论与规律性,可加速科学知识向制度政策的转换,实现社会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发展。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政治参与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角色分析

良好的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得到良好分配的现实性表现。中固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结构的逐渐多元化,要求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治参与机制,以保证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加规范化、明晰化和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