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道元与《水经注》

《水经》是我国第一部专记河道水系的地理学著作。北魏时,经郦道元作注其价值大大增加。郦道元的《水经注》对祖国河流的撰述是建立在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的,因此具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是一部优秀的历史区域地理学专著。     

关于《水经注·江水注》中一段标点的问题

《水经注·江水注·卷三十四》(郦道元著)中有一段文字,在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以下简称《作品选》)中是这样标点的: 江水又东,径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     

菁英裒聚文气抟,情志怡悦秀彩摛——读《黄石历代文选》

正从文化意义而言,黄石在湖北是一座"蕞尔小城"。它固然不能比并襄阳、荆州,即使与一江之隔的黄冈而较,底蕴亦显逊色。但是,黄石地处鄂东南,濒临长江,境内丘陵连绵,矿产富饶,立市虽仅六十余载,而先民在春秋之际,即发矿冶铜,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即记"黄石"之名。西塞山扼长江要冲,见证刀光剑影;磁湖辽阔蜿蜒,浸润世人性灵。此乃天赐之厚,亦非他地所能享。冶金、建材久已驰名全国,纺织、酿酒亦不     

游记文学纵横谈

一我国的游记文学,古人已经勾勒出一个上限:“山水之名,始于《禹贡》,嗣载《山海经》、《十洲记》等书。若郭景纯之释《尔雅》,郦道元(?～527)之注《水经》,盖亦略疏艮坎,弘长风流。逾乎后代,荟萃成编。”这说明从传统角度看,我国游记文学源远流长。我们不能否认,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段,《诗经》已有“游以北国”“驾言出游”的记载,但《诗经》中更多的接触到山     

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述夏水与云梦泽

我不研究历史地理，这篇短文的本意，重在对《尚书·禹贡》荆州一段文字的解释；但解释这段文字又离不开实地的考证，因而对实地也不得不认真探讨。一夏水《楚辞·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楚国人当时东向流亡，是通过江与夏两条水道的。1957年在安徽寿县发现楚怀王六年发出的《鄂君启节》，所记自郢都至鄂话的水道正是两条，北为县水，南为大江。《水经》卷三十二：“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又东过华容县南。东至江夏县云杜县人于两。”都道元注：“江津豫章D东，有中夏回，是夏之首江之记（按，似应作论，江别出为…     

晋陆翙《邺中记》考论——《水经注》征引文献考之一

《水经注》所引晋陆翙《邺中记》一书,是河北最早的地方志书之一。《邺中记》约亡佚于元末,诸辑本以《四库全书》本辑存最为详备。《邺中记》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特别是《水经注》虽然明确征引《邺中记》的文字只有一条,但在《水经注》中有大段文字与《邺中记》内容重合,显然系抄变自《邺中记》。这足以说明《邺中记》是《水经注》记述河北地理时的重要参考资料。     

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之因探析

关于郦道元撰著《水经注》的原因,学界只有只言片语的触及,尚缺乏专题探讨。郦道元撰著《水经注》之因源于自己的地理情结与学术追求,即在于他钟情于地理,深爱于山河;补救《水经》粗陋简略之失;勘正《水经》等前人地理著作之谬误。     

古谢邑故址应在今南阳县境

<正> 凡古城邑故址的今地,旧籍有几种不同说法者,在一般情况下,理应以见于较早记载为准。西周初年以前的谢国、宣王时用以封申的谢邑的今地,自来有三说:南阳、唐河、信阳。南阳说所依据的文献远远早于唐河、信阳说。 《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棘阳县刘昭注引《荆州记》:“东北百里有谢城”。《荆州记》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末年的盛弘之。     

略述我国古代修志传统经久不衰的原因

纂修地方志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独具的优良传统。上古的方志,“其书今不可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即使从秦汉到清代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无论王朝更替,还是社会制度变迁,修志事业都没有中断过。汉、唐、宋、元、明、清诸朝,修志风气之盛,自不必说。就是政局动荡、战无暇日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时期,官私志书也屡有修纂。据《中国古方志考》一书著录,南北朝的方志就将近百种。其中宋盛弘之的《荆州记》、齐粱间伍端休的《江陵记》、陈顾野王的《与地志》、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北齐李公绪的《赵记》、北周宇文毓的《国都城记》等,至今还都有后人的辑佚本流传于世。后唐还曾严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各先进图经一本,并须点勘文字,无令差误。”(《五代会要》职方)后梁的《天下郡县目》、前蜀杜光庭的《续成都记》、南唐涂虞的《豫章记》等,都有文献可考。     

顾炎武访碑考——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一书作为清代金石学之滥觞,奠定了其在清代金石学研究中的开山地位。以《金石文字记》著录碑刻为研究对象,将顾炎武行迹与该书所记碑刻所在地相互参考,辅之以诗史互证的方法,可初步考索出顾炎武自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十八年(1679)这二十三年间在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访碑情况。囿于材料,顾炎武顺治十三年之前是否进行过专门访碑尚待考证,但康熙十八年登嵩山确为其访碑之终。顾炎武正是通过实地考察、旁搜博采才占有了第一手资料,为其金石学研究和《金石文字记》成书打下了基础。     

北朝的三部散文著作

《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字善长,范陽人。《魏书》本传说他于孝文帝太和中为尚书主客郎,累迁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孝明帝时除安南将军御史中尉。参考《水经注》中他的自述,可以更多地了解他一些事迹,如他生长于东齐(淄水条),景明中出宰颍川郡(洧水条),永平中除鲁阳太守(汝水条)等。 《水经》作者,旧题桑钦,《四库提要》疑为三国时人所著。其中记载全国大小水道一百三十七条。道元以“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故“访渎搜渠,辑而缀之。”     

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

《水经注》是一部古代地理名著,古今中外,已有许多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此书进行了研究,著述宏富,形成了一门包罗广泛的郦学。其所以称为郦学,乃是因此书作者名郦道元之故。历来学者从事郦学研究,大多仅及《水经注》本身,对于作者郦道元的生平事迹,则仅有     

孙吴谋荆州述论

孙吴谋荆州述论杨洪权荆州为东汉末年热点地区，为三国鼎立症结所在。因陈寿为蜀汉人，故国之情使其在《三国志》中叙事先蜀后吴，述蜀、吴荆州之争含糊其词。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孙吴谋荆州过程，辨明一些史实，以厘正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借荆州之非”条①，加深对荆州争...     

杂取百家 集合群说——《水经注》注释体例探析

成书于元魏中后期的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一书,在为《水经》作注的过程中,博采群书,以丰富多样的文献资料来注释经文,将文献典籍、民间传闻与实地考察互相印证,尤其是运用文字学知识,把地理名称的文字辨析（包括音、义、字形）与地理考证结合起来,形成《水经注》一书独特的注疏方法。     

铸古今成新体

现代书话是一种极富传统意味的文学新体式。在当代的书话家中，能够熔铸古今自成新体的，恐怕莫过于黄裳先生了。黄裳的书话文字集中见于《珠还记幸》、《榆下说书》、《音尘集》、《春夜随笔》、《妆台杂记》、《笔祸史谈丛》、《春回札记》、《来燕榭读书记》及《黄裳书话》等集子中，显示出了独特的文体之美。     

郑珍对《考工记》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郑珍《轮舆私笺》二卷专为注解《考工记》之轮人、舆人、轿人三职，另附《轮舆图》一卷，共有图九幅。其中三幅为郑珍所绘，另外六幅为其子郑知同所绘，而郑知同也只是将其父郑珍的文字叙述变成了更为直观的图形解说，图之精髓仍在郑珍。择其中之《牙围图》、《毂辐牙合材图》、《车舆全图》和《轿合衡度数图》四图进行解析，不时切换古车制系统之轮牙、车舆、车毒舟的空间概念，可见郑珍对《考工记》之车舆系统的图形述说。     

汤显祖《邯郸记》曲牌唱腔音乐意义

《邯郸记》是汤显祖最后创作的一部戏曲作品，其思想内容历来被认为有人生如梦之叹，具有较浓的消极避世之感情色彩。然而此曲的曲牌唱腔音乐组织形式却显示出另一番思想内涵，即汤显祖是在音乐礼教思想正统性的基础上表现其愤激的感情色彩，这说明《邯郸记》戏曲的音乐意义超越了汤显祖在该剧中自我表现的文字内容。     

《登楼赋》中的楼址在江陵

王粲的《登楼赋》是一篇千古传诵的名篇。关于《登楼赋》中的楼址所在,向有三说:当阳、麦城、江陵.后二说虽有人提出,但无甚影响,应者寡。而当阳说自唐李善注《文选》引盛弘之《荆州记》曰:“当阳县城楼,王仲宣登之而作赋”,提出以后,历代多相沿袭,影响很大,今人选本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汉魏元朝赋选》(瞿蜕园选注)、《历代文选》(冯其庸     

姚鼐《登泰山记》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

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的《登泰山记》是一篇著名的泰山游记。在这篇不足五百字的散文中,作者描述了泰山日出、日落的壮丽景色,介绍了泰山的地理位置、景物特点,并结合作者攀登泰山的路线,考证了泰山南麓的三谷: 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     

宋玉生平探考及评品

<正> 一 宋玉生平探考 关于宋玉的生平经历,由于史料记载不足,难作详细考证,现仅就占有的资料,对宋玉的生平经历略作探考。 宋玉的出生地,按晋代人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卷一和南北朝时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八记载,宋玉为鄢都(今宜城)人,现存遗址有宋玉宅及宋玉冢。最早记载宋玉其人的是西汉人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