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根据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将现在可以考知的49名孙吴文人分为前、中、后三期,能够鲜明地发现侨土嬗代的演进趋势以及孙吴文学从侨土融合到全面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文学的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吴会之争,吴郡文人后来居上,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世族文学群体。不同于汉代世族的经学传家,吴郡世族的文史成就斐然,尤以文学名世,开启了东晋以降门阀士族的尚文之风。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魏晋"文学"、"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又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魏晋世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以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魏晋薄葬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丧事最为俭薄的时代。导致魏晋薄葬的原因是多元的 ,它们相互错杂在一起 ,具体包括历史的经验教训、社会的不稳性和皇权的衰落、经济的衰退、历史思潮的影响及个人模范行为的推动等 ,其中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是魏晋薄葬兴盛的最主要原因 ,其他原因则在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下发挥着作用     

再探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深层原因

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曾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过伟大的贡献.然而,在其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犯了经济上急于求成和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失误.究其原因,其中最为重要且深层次的要因在于他晚年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而这种主观主义是以理想主义和经验主义为其主要特征.毛泽东晚年的这一教训,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客观地总结、消化和吸收毛泽东晚年的教训,不仅能加深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理解,而且对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独树一帜。王弼具有鲜明工具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文学艺术、经籍训诂、文字研究、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较为重视文字音、形背后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境之美。     

魏晋南北朝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现状与思考

家族文化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以及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当前的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个案研究较多而整体研究不多,历史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结合着近年来新出土文献和新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的介入,这一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     

论“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确立

"逸"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之一。"逸"作为审美范畴在魏晋的确立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因为"逸"的精神在魏晋的崛起与"逸"美意识的形成;其次,"逸"大量出现在人物品藻领域;最后,"逸"被广泛地用来评文论艺,表现出多重审美内涵。"逸"最终被理性地抽象出来,建构出一个独立自足的"逸"范畴审美体系,真正升格为一个能够多维度的综合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审美范畴。     

析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

本文分析了魏晋南北朝道教基本信仰结构的构成，认为道崇拜、神仙崇拜和生命崇拜是道教的三个菇本信仰，其中道崇拜是整个信仰结构的核心，这成为魏晋南北朝各教派彼此认同为统一的宗教文化体系的主要原因，而宗教基本信仰结构的形成，是魏晋南北朝道教发展为较成熟的宗教形态的标志之一。     

秦汉时期墨学衰落缘由探析

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思想精华对现代化建设仍有着启迪作用。但从秦汉以来墨学就不再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文化流派存传于世。本文从时代背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状况、与各学说特别是儒学的内在联系等方面探讨墨学衰落的社会历史原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本的再认识

提到资本,人们习惯地会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然而从资本的源头分析可知,资本是商品流通发展的结果.本文从人们对资本的误解进行分析,从资本一般、资本特殊,资本的自然属性、资本的社会属性方面重新认识了资本的性质.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家室内争的发生原因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发生原因@何灿浩$宁波大学文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魏晋别传繁兴原因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体制不同的历史著述,纷呈迭出,形成了我国古代史学著述的一个高峰期。和史学的发达一起到来的是传记文学的繁荣,别传又是魏晋时期传记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别传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创作如此繁盛,史官文化传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原因。     

洪水谣言与两汉之际的"汉家更受命"说

洪灾是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的自然灾害,由于其具有骤发性的特点,在中国古代难以预测和防控,极易造成社会的恐慌,伴生洪水谣言.汉代的洪水谣言,既是上古洪水传说主题的延续和再现,更是水灾对民众身心伤害的现实投射,许多谣言背后还有政治家的舆论引导和操控,在思想上还糅合了五德终始说和原始道教"汉家当更受命"政治预言的文化成份,是生态灾害、政治变局、社会动荡与民众信仰互动的产物.     

两汉谣谚文化兴盛之原因考论

我国汉代谣谚文化异常兴盛,其兴盛原因除谣谚艺术本身的发展、完善与传承外,还有官方发掘其功能,利用相关政策加以运用的影响。当然,谣谚作为人类生活中的现实艺术,最主要的职能应是满足于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在汉代,有适宜于广大群众从谣谚艺术中获得精神需要的社会环境,这是谣谚文化在汉代比较兴盛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