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与繁漪悲剧之异同

安娜·卡列尼娜和繁漪的悲剧命运既有惊人的相似,也有显著的不同。二者的遭遇既因婚姻的不幸、社会的无情,同时也不无时代的深深烙印。她们的爱情追求虽以悲剧结束,但也充分显示了中外女性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大胆向男权社会挑战的勇气。借此以安娜和繁漪的遭遇来反思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如何形成真正独立的人格,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     

试论现代文学中两个妇女形象──繁漪和流苏之比较

２０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戏剧家曹禺和４０年代享誉文坛的作家张爱玲,分别在她们的作品中塑造了典型的女性形象──繁漪和流苏,两个女性社会地位、家庭背景、性格气质等方面既有相似又有相异的地方。她们在反封建专制、反封建礼教、追求妇女解放思潮的冲击和激荡中敢于追求个性自由,而且具有一定的反叛意识,但在她们深层意识中还有传统的一面。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并未使她们摆脱男性中心意识,而在新环境中陷入了女性传统文化意识复归的怪圈。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性格的不同,她们的追求、抗争存在着差异,这又造成了她们不同的悲剧命运。…     

安娜和蘩漪悲剧命运原因探析

安娜·卡列尼娜和蘩漪是来自不同国度的两个女性形象,然而,相似的性格和相同的命运将她俩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同一系列。她们的悲剧命运来自社会、家庭、个人性格的弱点和外力的催生。文章将从上流社会的迫害和自身性格弱点的合力,处理各种情感问题时激化的矛盾以及“雷雨”式的性格等角度入手探析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原因。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间的女性——林佩瑶与繁漪之比较

林佩瑶和繁漪是现代小说名著中的典型形象,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以不幸的人生际遇,谱写着生命中的悲歌,她们与现实抗争,徘徊在传统与现代间,虽然没有达到女性意识的觉醒,仍有其审美价值。从女性文学研究方面可以看出,男权主义社会造成了女性的心灵重创;封建家长制的旧中国对女性的精神摧残,是悲剧的主要根源。通过比较也有力说明,性格不是决定命运的主要因素,女性必须摆脱传统的依附性,独立自强才有可能走向新生。     

生存的夹缝与夹缝的生存:繁漪与安娜悲剧探微

在过去的世纪里 ,人类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中外文学的画卷上更有深刻的描绘。繁漪和安娜是物质天地的富翁 ,情感世界的乞丐。是不幸的婚姻埋下了不幸的种子 ,是不幸的爱情毁掉了她们生活的希望。循着她们跋涉的足迹 ,透过她们苦难的历程 ,映在眼前的又分明是社会悲剧 ,是黑暗的社会扼杀了两位优秀的女性 ,使其在生存的夹缝里挣扎     

试析《雷雨》中繁漪及曹禺戏剧中其他“雷雨性格”女性形象

繁漪是《雷雨》中具有“雷雨”性格的悲剧性人物,而繁漪的人生悲剧又是一出性格悲剧,她性格中强烈交织着的封建与反封建、勇敢与软弱、崇高与自私促成了她的极端行为,以致把剧中人物包括她自己一步步推向毁灭的深渊。像繁漪一样人性张扬的女性形象在曹禺的剧作中还有陈白露、金子、愫芳等,这一系列繁漪式女性形象无一不折射出曹禺崇尚个性解放、关注人性张扬的女性观。     

抗争:《青鞜》小说的“新女性”形象

在明治末年、大正初期的日本社会,活跃着一批不畏世俗、勇于抗争的女性,她们创建女性团体——"青鞜社",发行女性文学杂志《青鞜》,用笔书写自己的心理欲求,表达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反抗精神,奠定了日本第一波女性解放运动的基础。她们的文学作品尽管不够成熟,但与同时代的男性作品不同,多表现女性的不满与抗争,是了解日本近代社会、研究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叛逆女性悲剧命运解源——安娜·卡列尼娜与蘩漪形象之比较

安娜·卡列尼娜和繁漪都是追求个性解放 ,争取自主爱情 ,敢于反抗压迫 ,敢于离经叛道的上层妇女形象。她们的艺术形象及性格特征与她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密不可分 ,她们的悲剧结局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的罪恶 ,也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旧家庭的腐朽性及崩溃瓦解的必然性     

命运与苦难的悲歌——蘩漪、陈白露、愫方形象比较分析

在曹禺剧作中,蘩漪、陈白露、愫方三位女性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形象。命运与苦难构成她们悲剧的背景。她们因遭受的命运、苦难以及采取的反抗方式的殊异而显示出不同的悲剧美。在她们的生命悲剧冲突中存在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她们的命运反抗呈现着不同的精神特征。作为三种不同的悲剧类型,她们又有着不同的美感效应。     

命运与苦难的悲歌——蘩漪、陈白露、愫方形象比较分析

在曹禺剧作中,蘩漪、陈白露、愫方三位女性是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悲剧形象。命运与苦难构成她们悲剧的背景。她们因遭受的命运、苦难以及采取的反抗方式的殊异而显示出不同的悲剧美。在她们的生命悲剧冲突中存在着不同的主导因素,她们的命运反抗呈现着不同的精神特征。作为三种不同的悲剧类型,她们又有着不同的美感效应。     

简评安娜与蘩漪的爱情悲剧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安娜与蘩漪都是家庭悲剧中的牺牲品。通过对安娜与蘩漪的个人悲剧、家庭悲剧、爱情悲剧的描摹,作家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现实社会的图景。安娜的悲剧是对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虚伪道德和沙皇专制制度的愤怒控诉;蘩漪的悲剧则撕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肌体上的脓疮,暴露了旧中国封建家长专制家庭的罪恶。安娜与蘩漪在自由和爱情面前都显得那么叛逆。从安娜与蘩漪的身上,我们看见了跨时代和跨国界的两位女性为了爱情而进行的不息反抗,尽管他们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场,但她们特有的美和悲剧力量却始终撼动人心。     

"缀网劳蛛"的悲剧宿命——解析娜拉与简·爱

娜拉、简·爱是欧洲文学史上典型的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她们的奋斗历程鼓舞了许多女性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利.由于两人的成长经历、婚恋感受不同,她们最终的人生走向呈现相反趋势:娜拉离家(出走),简·爱回家(结婚).不论何种走向,在社会还没有进步到两性彼此和谐共融的阶段,在男性仍居社会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她们作出的任何抗争,都不会冲决男权之网.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剧宿命.     

坦然面对与彻底绝望——王娇蕊与尤三姐情感历程之比较

文章通过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与《红楼梦》中尤三姐情感历程的比较分析,试图探讨张爱玲和曹雪芹对女性命运描述的异同。作品中,他们都揭示了女性在生存问题上对男性的依附性,都表现了女性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同的是张爱玲从对女性主体的关照出发,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面对情感的坎坷,悲伤过后她们仍能坦然处之;而曹雪芹把造成女性命运的悲剧归因于封建制度,她们一旦失身,留给她们的只能是人格被彻底毁灭的绝望。     

二尤形象的悲剧性特质

《红楼梦》塑造了一个庞大的女性的悲剧世界，“二尤”作为众多悲剧人物形象的缩影，除了具备这些悲剧女性的共同品质外，还具有很多这些女性没有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出身的不洁和她们自身悲剧对宝玉和黛玉爱情悲剧所起的作用，正是她们区别于其他《红楼梦》女性形象的标志。     

凝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女性主义解读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用凝视的性别意识来解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第一个视角是被凝视的女性群体,如小说中的特蕾莎等,这类女性在男权理念的重压下主体性逐渐丧失,成为了男性世界的附属品.第二个视角是被凝视女性之间的相互凝视,如小说中特蕾莎与萨比娜,她们之间的微妙关系折射出了被压迫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最后一个视角是反凝视的女性群像,如以萨比娜为代表的少数女性追求自我,面对男权的束缚与压制,从心底发出了声声呐喊,用无畏的抗争彰显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不幸的是,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女性们的呐喊是无力的,她们的努力是徒劳的,而她们的命运也是注定了的悲剧.     

从曹禺笔下的畸形爱情模式看特定时代的女性悲剧

曹禺笔下的女性是被汇入探求妇女解放和出路的严肃课题之中的。侍萍、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和愫方这群有着“美的心灵”的女性都演绎了惊心动魄的畸形爱情悲剧。尽管悲剧的具体形式和原因是不同的,但被禁锢、被压抑的人格遭遇,缺乏自觉的主体拯救意识以及女性需待疗救的心理世界和不人道社会中存在的病态男性这些要素却是相同的。     

抗争与牺牲的两极——曹禺笔下的女性人物

曹禺剧作中塑造了两类极端的女性形象:包括繁漪、陈白露、花金子在内的抗争者与愫方、瑞珏、王昭君所代表的牺牲者,反映出作者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体验及艺术取向。     

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特定的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们或被迫逃离或归于佛门。作为女性,她们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了矛盾的本质——沉沦与反叛。她们妥协于男权社会,表现为依赖,柔弱,但她们又是一群具有现代进步意识的女性,表现为反叛,要求人格独立,强烈自尊并无声反抗。尽管她们失败了,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救赎的精神为广大女性追求独立与自尊,建构两性和谐社会起到了推动和警醒作用。     

论《日出》中女性人物的悲剧

《日出》塑造了一系列散发着独特魅力的悲剧女性形象。曹禺以对中国女性的同情和理解,用深沉哀婉的笔调描绘了在"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背景中,陈白露、翠喜和小东西等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她们复杂的矛盾心理及其悲剧命运的根源。这些女性人物的悲剧增添了作品控诉的力量。     

曹七巧与王琦瑶之比较

张爱玲、王安忆同为海派作家,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堪称20世纪女性着墨世俗人生的“上海书写”的两次高潮的典范,但二者又存在着某些差异。她们在其代表作《金锁记》《长恨歌》中分别塑造了曹七巧和王琦瑶两个形象,她们作为世俗女性在男权社会下有着类似的生存状态,她们的人生悲剧有其必然性。但两个主人公在爱情观、金钱观、性格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