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 勒菲弗尔译学思想初探

传统翻译学主要研究语言转换和文本分析,勒菲弗尔和巴斯内特开启的“文化转向”无疑为翻译研究拓宽了视野,全面考察翻译与意识形态、诗学和权力关系等之间的关系。文章概括了勒菲弗尔基本理论观点,分析了其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基础上带来的重大意义,并在“译之为译”的层面做出理论上的反思。     

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个案

翻译活动中“赞助人”这一概念由翻译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他认为赞助人是影响操控翻译活动的双重因素之一，对翻译起到促进或阻碍作用。本文以“赞助人”为视角，以晚清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大的翻译机构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考察对象，从意识形态、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三个方面探究赞助人对翻译活动所起到的影响及操控作用。     

晚清翻译小说的叙事模式研究

采用的理论框架是一种以译入语文化为主体的翻译研究,安德烈.勒菲弗尔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者以勒菲弗尔的“诗学”观点作为切入点,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顺序三方面阐述晚清译者如何改变原文叙事模式,以适应译入语的文学惯例,满足当时读者的审美情趣。     

翻译诗学溯源

从亚里士多德《诗学》谈起,追溯国内外学者有关翻译诗学研究的相关论述具有极大意义。文章对西方翻译史上三位大师梅肖尼克、巴恩斯通、勒菲弗尔关于“翻译诗学”这一概念相关论述进行简要介绍和评述,以期唤起翻译学界对“翻译诗学”研究的兴趣,并将这一具有光辉前景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推进下去。     

外宣翻译: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操纵下的改写

勒菲弗尔的“操纵论”认为,翻译就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操纵下对原语文本的改写.外宣翻译中的增添、删减、调整、重构,并非出于文本因素的考虑,而是基于中外意识形态和宣传诗学等文本之外因素操纵下的改写.这种改写是外宣译者为了在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中赢得目标受众,取得最佳传播效果而进行的语言转换与协调.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述评——兼论勒菲弗尔“制控论”翻译思想研究现状

安德列·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是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奠基人之一,他在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誉的制控》中提出“制控论”翻译思想,认为改写主要受意识形态、诗学形态和赞助人的限制。本文回顾了勒菲弗尔“制控论”在中国的接受情况．澄清了国内对“制控论”以及文化学派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指明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赞助人”视角下“林译小说”研究——商务印书馆个案分析

传统翻译观无法解释饱受非议的"林译小说"为何一度颇为读者青睐.文章应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中的"赞助人因素",从微观角度详细考察商务印书馆因何能够成为林纾译介活动的主要"赞助人",对"林译小说"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意在说明"赞助人因素"是翻译活动中的重要因素,具有强大的操控力量.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操纵

根据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结合我国的翻译实践,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了勒菲弗尔的操纵理论对我国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操纵,在分析了其优势后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翻译研究还要注意对翻译本体的把握。     

改写者葛浩文——以《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为例

勒菲弗尔"改写论"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重视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指出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形式,会受到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文章从意识形态、文化和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葛浩文译《红高粱家族》英译本中的改写现象,总结了他所采用的改写策略和方法,旨在为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提供一些借鉴。     

浅论翻译与诗学

20世纪下半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文化转向",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提出了在文学体系中制约文学翻译功能的几大要素,其中就有诗学,第一次把"诗学"作为制约文本翻译的一个重要因素引入到翻译学领域。因此,文学翻译和译本分析都必须考虑诗学因素的制约作用。本文试图探究如何从诗学角度研究文学翻译,诗学又如何影响文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