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保障的刑法之维及其限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对民意呼声和民生的最大关注和保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最大亮点之一。"民生"内涵及其具体内容的明确,必须以人权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要求为基点。从人权的要求上来看,关系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都可纳入民生保护的范围之列;从基本权利的具体内容上来看,不仅包括社会权的相关要求,而且包括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保障的要求。综观我国刑法修改的实践可以看到,对于民生的关注和保障,一直是刑法的重要内容和基本价值追求,并非此次刑法修改的独有现象。同时,基于民生保护的内涵及其具体要求,立足于刑法规范本身的特性,需要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探讨刑法保护民生的功能及其限度,这不仅是对刑法保护民生的正确定位,而且也关系到刑法修改理念的发展完善。     

论我国刑法的法律特性及其对刑法品格的塑造——以刑法法益结构为分析视角

传统刑法法益由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组成,并且刑法以保护国家法益为其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法益结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刑法的法律特性归结为刑法是公法,虽然有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刑法是保障法的论断,但至今仍未超出刑法是公法的羁绊,这与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法益除了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之外,还应当包括生态法益,而且其中个人法益具有优先性,社会法益和生态法益具有基础性,国家法益具有保障性。在这种刑法法益结构的影响下,刑法的法律特性应当归结为刑法只能是保障法,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刑法的法律特性,还意味着对刑法法律品格的重新塑造。     

刑法机能问题研究

刑法的机能是指刑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其运行过程中所发挥的和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研究刑法的机能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刑法的机能有两个：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现代社会,作为＂公民自由大宪章＂的刑法,其根本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地缩限国家肆意的刑罚权,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人权。当刑法的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应首先考虑人权保障机能的维护。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刑法观——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为视角

在风险与发展并存的现代社会里,传统刑法观在应对一些新兴领域的刑事犯罪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治国方略要求创新传统刑法观以适应社会新形势,于是代表现代刑法观的市民刑法、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在我国刑事法领域崭露头角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刑法观与传统刑法观相碰撞而产生的激烈的批判和反批判。从此,我国刑法观便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刑法观的不稳定性会导致立法与司法上的诸多弊病,所以构建起以传统刑法观为基准,兼以民生刑法观为导向,以风险刑法观为补充,以敌人刑法观为例外的三级层次的三元化刑法理念非常必要。     

“民生”的法哲学追问——以“权利—义务”范畴为视野

从＂权利—义务＂范畴来考察民生,我们发现民生关注所有人的生存、发展,这意味着民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需要国家履行的义务而统一于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中,因而具有深刻的法哲学内涵。     

试论转化型抢劫罪之主体——以王某某案为切入点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我国属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由于我国《刑法》第269条转化型抢劫罪之立法术语不精确以及"两高"司法解释不统一而导致对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之主体在刑法理论界以及司法实务界均存有颇多争议。基于转化型抢劫和普通抢劫罪的罪质相同以及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刑法解释的基本精神之考量,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应该成为转化型抢劫罪之主体。     

论刑法之波粒二象性——以交往行为理论为视角

刑法具有波粒二象性,即必须从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两个向度才能圆满地解释刑罚的本质属性.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分别立足于道德与伦理,试图通过对个体理性的考察而推导出作为公共理性之刑法的正当性,无疑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交往行为理论不仅承认个体理性与公共理性的分野而且提供了二者进行沟通、交汇的管道,为反思、改革刑法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类型化思维的司法运用——以《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为例

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弥补抽象概念式思维弊端并逐渐取而代之的思维模式,其具有思考维度双向性、归类依据价值性、判断标准模糊性的特点。类型化思维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类型化解释与对法律适用机制的重新理解。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有胁迫一词的条文多且具体内涵各不一样,因此对《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是研究类型化思维司法运用的绝佳范例,有利于更好地阐释类型化思维的特点与优势。     

被害人样态刑法地位之证成——以中国传统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为切入点

在中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下,四要件与阻却事由是并列关系,由于但书的存在,犯罪成立甚至需要进行3次评价,加之四要件只是符合与否的判断而没有程度的考量,导致被害人过错、被害人同意、被害人特殊状况等被害人样态被散布于四要件、阻却事由、但书、酌定量刑情节中讨论,无法统一在四要件体系中找到其应有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的根据变得扑朔迷离。实际上,如果对四要件体系的内涵做实质性和扩张性解释,把违法阻却事由、社会关系破坏程度、主观恶性大小等内容涵摄于客观方面、客体、主观方面,那么被害人样态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就拥有相应的地位,其影响刑法评价也就有了统一的根据。     

诉讼视野下的环境刑法法益革新——从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看我国环境刑法法益

环境公益诉讼已经成为各国对环境权利进行救济的重要措施之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刑法观念正逐步向生态保护的刑法观念转变,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资格也已发生转变,程序对实体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环境刑法法益保护存在缺失,所以确立新的环境刑法的走向,对弥补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缺陷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刑法中紧急避险本质理论反思与完善——兼论对社会连带责任说之摒弃

基于美国立法和司法界对功利主义作为紧急避险正当化依据的排斥,部分美国学者主张紧急避险正当化的依据是社会连带责任或社会团结义务。此学说近来被我国一部分学者所推崇。他们认为其有利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秩序,并主张于反思我国通说,改变我国从利益衡量角度理解紧急避险本质理论的立场,转向于支持社会连带责任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严格紧急避险制度的适用条件。此主张并不符合我国实际,其本身的正确性值得商榷。在类似新冠疫情等重大灾害面前,此观点更是显得苍白无力。摒弃社会连带责任说,坚持和发展传统法益衡量说,进一步肯定对生命的紧急避险,既有助于发挥紧急避险制度存在之价值,又能够在紧急灾害中更合理地保证国家、社会及多数人的安全。     

网络拍照型猥亵行为之证否与刑法现代性反思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指导案例,将在网络上强迫儿童自拍并发送裸照的行为认定为猥亵儿童。猥亵儿童罪是即成犯,猥亵行为与法益侵害结果具有即时性,指导案例的认定并不可取。产生这种错误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是现代刑法中家长主义异化的必然结果。在实然层面上,应当采取以体系解释为主导、行政处罚为补充、及时立法为保障的路径,改变过度使用刑法进行法益保护的现状。     

关于刑法相关条款修正的探讨——以重庆司法实践为参考

自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先后制定了8个《刑法修正案》。这些刑法修正增设、修改了一些罪名和罪状,调整了一些犯罪的法定刑,使刑法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仍遇到一些问题,在刑法及其修正案中难以有效解决。基于这一要求,建议侧重从实务的角度把握刑法修正的方向,以适应形势发展...     

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

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不具有统一的内涵,而是具有相对性,应当根据个罪的保护规范、行为方式等进行具体判断。确定利用职务便利的内涵,需要根据行为指向、行为人所得来源作类型化的划分,同时结合每一个罪的具体法益。     

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刑法伦理学”提出之初步构想

刑法与道德是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分析刑法的伦理品性,可以看到"惩恶扬善"的道德理念是刑法与道德的共同价值追求,这表明了刑法与伦理学"相遇"的必然性.这为追问刑法与伦理学"相遇"何以可能,为"刑法伦理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公民自由权的刑法保护——“法益说”之现实化路径的分析视角

产生于大陆法系的“法益说”的引入,在我国刑法学界曾引发不小的争论,且这种争论似乎至今仍未平息。“法益说”业已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和认同,而这种支持和认同来自于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住的“社会关系说”的反思和批判。笔者赞同在我国引入“法益说”,并试图从公民自由权的刑法保护这个切入点出发进行思考和论证,以期为“法益说”的贯彻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