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前赤壁赋》的主题

《前赤壁赋》创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即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年。元丰二年(1079),苏轼遭到御史何正臣、李定、舒亶的诬告,坐了五个月的监牢,几乎丢了性命,史称“乌台诗案”。由于许多正直朝臣尽力疏救,神宗皇帝也可怜他有文采,他才终于获得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苏轼政治上受歧视,行动不自由,“不得签办公事”,     

受迫害者的旷达——从苏轼《前赤壁赋》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说起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写诗讥讽新法获罪,被捕入狱,在御史台狱中关押了四个月。当时李定、舒亶一帮奸佞小人,想把事态扩大,使诗案株连了许多人。他们还以苏轼题名为《塔前古桧》的诗中,有“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的句子,在宋神宗面前诬告说,苏轼有“不臣之意”。多亏宋神宗还算开明,他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才使苏轼遇赦,被安置在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的小官。     

《毛诗》的《序》《传》歧异原因析论

《毛诗》的《序》《传》歧异的有34篇,表现为《序》《传》矛盾、不相应和不相涉。其歧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序》《传》解释侧重点不同,《序》含混、前后矛盾,《传》误读经文,《序》《传》依据的材料不同,续《序》与《传》都据首《序》申发,但申发点不同,《传》对《序》有所修订,《序》《传》皆经多人续补等。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从《文传》的集成性质再论《逸周书》的编辑

《文传》是《逸周书》第25篇,其内容与《周书序》不完全吻合,从论证《文传》的集成性质,并结合《逸周书》中《文传》、《五权》、《大匡》、《大开武》、《酆保》、《和寤》、《小开》、《文政》等篇广泛存在的集成现象,可看出:《逸周书》中的集成文字是汉代刘向重新编辑残存《周书》45篇的结果。     

最完整的“十三经”

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就是久负盛名的“十三经刻石”,亦称“乾隆石经”。“十三经”指的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孟子》《尔雅》和《孝经》。     

梁《律》《令》的修订及其历史地位

梁《律》、《令》的修订在南齐立法的基础上完成,实为齐、梁两代的立法成果.梁《律》、《令》以晋《律》、《令》为蓝本制成,但在篇目上有一些改制,有关内容也较晋《律》、《令》完备.梁《律》、《令》对陈、北周、隋、唐《律》、《令》都有重要影响,是隋、唐《律》、《令》的重要渊源,其中梁《令》是隋、唐《令》的主要渊源.梁《律》、《令》是汉、魏、晋《律》、《令》向隋、唐《律》、《令》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范仲淹、苏轼、黄庭坚轶诗辑考--以方志文献为中心

万历《严州府志》、顺治《州志》载范仲淹《送邵炳赴召》《眉寿堂劝农》两首;乾隆《济源县志》载苏轼《题傅钦之草堂》其二、《重阳登灵山》两首,《河南通志》载苏轼《登啸台》一首,道光《吉水县志》载苏轼《龙济寺访友云禅师》、黄庭坚《寄南冈寺惟信大师》两首,《大明一统志》载黄庭坚《龙眠山》一首,嘉靖《长沙府志》载黄庭坚《古云山寺》一首,光绪《湖南通志》载黄庭坚《题灵岩》一首。十首诗皆不见于三人本集及《全宋诗》,可予辑补,并与作者生平相印证。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书》在周代的传播及形态

周代《书》的传播为一个源头两个中心的格局。战国时期《书》传播即缘此格局展开,源自周朝的是《墨子》、《吕氏春秋》所称引的《书》,出自晋传播中心的是仕宦阶层和《韩非子》、《庄子》所称引的《书》,出自鲁传播中心的是《管子》、《尹文子》、《慎子》、《论语》、《孟子》、《荀子》、《礼记》和《商君书》所称引的《书》。这个排列次序表明它们所反映的《书》原貌的保真程度和基本形态。     

欧阳修、曾巩论墓志铭——古代传记理论研究之一

墓志铭是古代传记中的一种,作品数量琳琅满目,不可胜计,但是对墓志铭写作理论的研究却相对比较贫乏。宋代欧阳修和曾巩不仅是擅长墓志铭写作的古文家,而且对墓志铭理论也有专门论述。他们反对“谀墓”之作,强调墓志铭写作要真实可信的观点,尤其值得重视。     

浅论关汉卿杂剧中的“关公剧”

在"元剧四大家"之一的关汉卿之杂剧创作中,以汉末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关羽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剧目如《单刀会》、《西蜀梦》等"关公剧",充分反映出宋、元以降,社会上普遍存在关公崇拜之特殊时代文化背景,并以现实主义笔法,鲜明地展示出"华夷之辨"之主题倾向,在艺术表现上则以通俗、生动见长,有"曲尽人情"之妙。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

北宋范祖禹书、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是目前最早的《古文孝经》宋本 ,对认识传世《古文孝经》的文献价值、考察日本流传的《古文孝经》及《孔传》之真伪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该石刻《古文孝经》上石时代、历代著录情况、石刻本面貌及其在经学史研究上的重要价值 ,进行探讨。     

欧诗断论

中华书局版《欧阳修诗编年笺注》撰稿过程中,关于六首诗的片断思考,拾掇成文,论证《汉宫》是今存欧诗最早的作品,《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作于天圣五年途经黄州,《奉使契丹回出上京马上作》的写作时间在年前而非年后,《水谷夜行寄予美圣俞》的写作地点在山西而非河北,《小池》诗启迪杨万里的同题诗写作,《日本刀歌》尚难定论非欧阳修所作。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

~~宋均生平著述考论@李梅训$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论宋朝边区的“省地”划分问题

宋朝的“省地”指朝廷稳定管辖的州县属地,属区域地理概念,常用于边区,主要是川峡、荆湖及广南路边区。大部分内里地区以及与辽、夏、金相邻的边区,则基本不用省地的概念。省地的省民一般包括汉户和各族熟户。熟户如同汉户一样纳税,部分地区有所差别,均比照省地方式进行管理。省地之外,则有“量纳”税物的熟户以及没有税物关系的生户。羁縻州通过“量纳”税赋或贡物形成系属关系,接受省地正州管束,但不属于省地,彼此界限分明;与交趾邻界的广西路羁縻州则不同,均视为省地范围。省地划分成为宋朝西南边区及其人户层次划分的一个重要基础,也是多样化政策实施的一个基本依据。     

南朝墓志铭创作述论

墓志铭汉至两晋数量极少,这一时期体制上尚不完备。南朝墓志铭较前代篇辐增加,文体风格逐渐定型。南朝四言墓志铭受儒家经典《礼记》《诗经》影响明显,雍容典雅,庄严肃穆。这和宋、齐、梁、陈历经频繁政权更替,希望稳定长久,儒学遂成为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上,又由于南朝墓志铭的作者多为帝王和儒士,那么其创作必为儒家思想之体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