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深层次文化障碍

由于家族对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渗透关系有质的差别,东、西方家族企业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和制度差异。家族企业面对着制度创新的需求,普遍面临着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两个方面的制约。几千年家族的社会心理积淀或“文化资本”的积累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普遍而重大的影响。家族文化渗透于家族企业的产权制度、管理模式、用人规则和信用制度等不同要素,这种有利于创业的儒家文化成为家族企业制度创新阶段的障碍。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软约束:两种类型及其危害

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在领导人产生机制上,实行基于特殊关系的亲亲原则;二是在企业治理机制上,实行基于唯亲观的人治原则。这两者都是滋生软约束的沃土:一者,家族成员往往把企业资产视为家族财产,把企业业务看作是家族事务,把满足成员对组织的期待看得比组织的成长更加重要,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财务软约束;二者,家族企业往往因亲情至上而缺乏一般性的管理规范,以致治理往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从而引发了治理软约束的泛滥。这双重软约束还滋生出各种非法行为,从而严重限制家族企业的成长。     

家族企业创新思考

本文通过对家族企业基本特征、历史动因的分析，揭示家族企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即专业化分工和传统管理模式的矛盾；产权不清与追求规模经济的矛盾；家族企业发展与企业家才能缺乏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的存在，已成为制约家族企业发展的因素。因而，迫切要求家族企业进行组织制度、管理模式、经营机制和文化理念创新，以适应企业的继续发展。     

墨学与家族企业文化的塑造

墨家学说具有融合传统和吸呐西方文化的内在动力,与儒学有极强的互补性。兼爱、尚贤、节用集中体现了墨家的基本思想。以墨学塑造家族企业文化,应以兼爱精神强化家族企业的凝聚力,以尚贤气度增加家族企业的开放性,以节用品格催生家族企业的归属感。     

论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与特色

从中国经济发展史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共同角度看,早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孕育与成长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出两方面的发展特色。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对早期中国家族企业与新时期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进行了比较。     

信任与中国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一种文化的观点

家族企业的二重性规定决定了家族企业的基本矛盾.企业成长要突破家族限制与社会资本融合,真正制约家族企业的是信任资源.了解中国家族企业必须对我国信任资源和信任结构有所认识.只有把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的市场环境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才能有效地指导家族企业的健康成长.     

社会资本与中国家族企业成长研究

家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主体,但是家族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应从社会资本角度研究家族企业的成长。社会资本成就了我国家族企业的辉煌,但在中国社会的背景下,社会资本被局限在关系层次上,并被工具化、利益化,从而在关系层次上被泛化、异化。如果社会资本不能应经济发展而变革,就可能走向反面,制约家族企业发展。因此,社会资本在信任层次上的突破是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发展的关键。     

家族文化对我国家族企业制度安排的作用分析

家族文化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与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家族企业制度的安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如何突破家族文化的束缚,实现家族企业制度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中国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路径选择

在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中,如何选择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困扰着中国家族企业的成长。本文着重于解析中国家族企业现状,并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方向作一些探讨,认为家族企业的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完善企业管理制度;(2)建立合理人力资源开发体系,培养企业文化;(3)拓宽融资渠道;(4)择优尽早完成企业传承。     

论我国家族企业文化建设

随着我国家族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竞争环境的复杂化 ,家族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如何继续保持发展的竞争力 ,已成为学界与实际部门之间具有现代意义的话题。加强家族企业的文化建设 ,促进家族企业文化与现代经济的融合 ,是促使家族企业竞争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中国家族教育的特点

家族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构造的基础,传统家族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在整个教育事业中占重要地位。对家族教育进行历史的考察,研究其特点,在促进学术繁荣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脉与场:家族与宗族及其文化观念——以杨家将传说为例

本文以"脉"与"场"两个核心概念作为切入点和基本阐释框架,运用宗教民俗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对杨家将传说中所呈现出来的家族与宗族及其文化观念进行全新的审视和解读。通过论析,作者指出:"脉"与"场"是"杨家将"这一特定英雄群像得以生发和承继的两个关键性因素,从而为我们理解在广大民众的生活和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家族与宗族传统拓展了阐释的平台和空间。     

家族企业家:转轨期中国的一种企业家群体模式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动态成长过程。家族企业家利用并发展其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维机制,通过市场的“生存检验”,逐渐成为一个新型的企业家群体。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该群体日渐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地方经济的“领头羊”、资本市场的“新宠儿”和市场规则博弃的“局中人”。     

增长模式、增长极限与生态环境

作者以云南为案例，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低人口工业化率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资源资本化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相互关系和产业非生态化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揭示了传统增长模式对云南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影响，论证了传统增长方式的非持续性和云南走新型工业化的必然性。     

论我国企业家阶层的形成

企业家阶层是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它对提高企业竞争力至关重要。但这一阶层在我国形成较滞后,为此,剖析了其滞后的原因及着重提出在完善制度对策建设方面的一些思考。     

论清代宗族法规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

宗族法规是国家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对调节本族内部的各类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完成国家的各类税赋等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清代各地的宗族法规多在政府的授权或允许下制定出来,既有对前代宗族法规的继承,也有对本朝法律的借鉴.本文分析和研究清代宗族法的存在条件及其制定、执行过程,对宗族法和国家法律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全面揭示了清代宗族法的文化特征及其社会功能.     

亚太经合组织制度创新研究

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我国目前参加的最大经济区域组织,自中国1991年加入以来,对APEC贡献很大,同时APEC活动也推动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APEC是一个新型的区域经济组织,其运行机制不同于其他区域经济集团而有自己的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包括：基本原则创新、组织模式创新、运作方式创新、时间安排创新、活动内容创新、自由化体系创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区域化的发展,APEC活动的两大内容即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技术合作,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     

中国文化英雄与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集中代表,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播的主要价值载体.中国文化英雄是中国文化价值传播的主要渠道,它与官方建立的士文化是并行的价值传播系统.官方价值代表了社会的、整体的、理论的力量对个体的要求与约束,而民间价值代表了个人的、灵活的、理想化的人生追求.这两种价值体系的互相补充和融合,使中国人的生活有了选择的可能,也有了所谓内儒外道和儒道互补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