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头军非奴隶军辨

在讨论古史分期的有关论文中,不少史家都主张苍头军为奴隶军。赵俪生、王思治、张恒寿诸先生在其所著论文中就曾指出过,而且赵先生曾做过具体论证。我以为这一问题关系到秦汉社会性质的讨论,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现在试在赵先生论著的基础上进行讨论,错误之处,敬请教正。从广义的“苍头”一词的含意来辨明苍头军非奴隶军“苍头”一词,和“黎民”、“黔首”相对称,“名奴为苍头”兴起为时较晚,见于“后汉书”及其他史籍者很多。东汉许慎在“说文”,“艸部”、“苍”字条下说:“苍、色也,从艸、仓声”,却未曾提到“     

西周对待殷民的政策缕析

在关于西周社会性质的讨论中,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认为周人克殷之后,就“把殷民降为种族奴隶”,或者叫作“宗族奴隶”,西周建立的是“种族奴隶制国家”。最近有人再次提出“种族奴隶制”说,认为它是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特点”。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尚书·周书》中《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西周初年的文献以及相关的许多资料来看,西周政权并没有把段民视为“种族奴隶”,而是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     

“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今释

近读史书,发现二千多年前中国的纵横家苏秦在游说秦惠王时说到:“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战国策·秦一》)。“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我认为用现代白话文表示,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何以见得?首先“政治”一词《辞海》释为“统治国家一切行为之总称,即国家权力活动也”(中华书局版第601页);列宁概括为“政治=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克     

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

陶渊明享年岁说辨正□魏正申陶渊明享年６３岁，本来是个颇为明确的问题。《宋书·隐逸·陶潜传》：“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萧统《陶渊明传》：“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晋书·隐逸·陶潜传》：“以宋元嘉中卒，时年六十三”。王质《栗里谱》...     

苏秦兄弟排行及事迹考

战国史上的著名纵横家苏秦、苏代、苏厉三弟兄,孰兄孰弟,纷纭众说,迄今无定论;关于他们的事迹,史书上也记截不一。现依据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以下简称《帛书》)提供的新证,来初步探讨这些问题。苏氏三兄弟的次序,据《战国策·燕策一》曰:“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苏秦弟厉因燕质子而求见齐王”;《史记·苏秦列传》说:“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史、策所叙,似颇相表里。但清代学者梁玉绳在其《史记志疑》中提出了疑问,近人也意见不一。唐兰先生认为:“《史记·苏秦传》说苏代是苏秦之弟,事实上苏代当是兄”;诸祖耿先生继续坚持“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就是苏秦的弟弟”的说法;《帛书》的注释者说:“苏厉是苏秦的兄或弟”可见这个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属于平民阶层说

<正> 春秋时期的皂隶牧圉,其阶级地位,目前流行的说法是称他们为奴隶或家内奴隶。其实,春秋时期文献中的皂隶牧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系指王室或公室即国家政权中“百官”属下的职事人员,相当于《周礼》序宫中的“府、史、胥、徒”,即所谓“庶人在官者”,应属于享有公民权利的平民阶层。而真正的奴隶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普遍奴隶”——“野人”和王室或公室中的“家内奴隶”——“罪隶”、“四夷之隶”、“奚隶”、“胥靡”。下面,分三个问题来谈。     

“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

周武王伐纣,“甲子朝”于商郊牧野与纣王接战,纣师一击即溃。失败的原因,苟子说是纣卒（前徒）战时“易向”即倒戈造成的。黄怀信教授认为苟子之说是受孟子的影响,孟子主观臆造了商人“欲武王亟入”等,其实“历史并无其事”。但他没有举出苟子受孟子影响的具体证据,诸多分析也不尽合于事理。事实上孟子以前墨子已讲过纣兵“众畔皆走”的话,西周时祭公谋父的谏言也有“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的话,牧野之战时的誓辞《牧誓》更明言纣兵奔逃是“役于西土”,即受命于周。因此,纣王前徒“倒戈”是周初以来的旧说,未可轻意否定。     

骊山刑徒辨析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把修建秦始皇陵墓的七十余万服役者称作刑徒。长期以来,史学家、法学家前后因袭,未曾深究。直至现代,一些史学家才提出种种修正意见。有的说:“嬴政初即位,就在骊山造自己的坟墓。并六国后,更征集七十万人工作”(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索性避开“刑徒”二字。有的说:“秦始皇和秦二世为修建骊山墓而役使的刑徒和奴隶,达到了七十万人之多”(郭沫若《中国史稿》),在刑徒之外,又增添了奴隶。我们认为,搞清楚骊山秦陵服役者的身份以及司马迁为什么称他们为“刑徒”,是很有必要的。     

试为“成都得名进一解”

一、问题的提出“成都”的出名,是从蜀国开明氏在这里建都引起的。这件事,《太平御览》卷888引《蜀王本纪》说:“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徒居成都”。在《华阳国志·蜀志》里更记载得详细一点,它说:“君开明立,号曰丛帝,……九世传开明尚焉。开明尚自梦郭移,乃徒治成都”。华志说开明尚是开明氏的第九代,而《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却说:“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开明尚到底是开明氏第几代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但可     

程康庄的卒年及《自课堂集》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2月新1版第732页)说:程康庄,卒于康熙十八年,年67,事具《清史列传·文苑传》、毕振姬《耀州知州程公基志》。撰有《日课堂集》,不传。程康庄的卒年是康熙十四年(1675年),而非康熙十八年。程之卒年,《清史列传·文苑传》未载。《程公墓志》见毕振姬《西北之文》卷九,云:程康庄“卒康熙十四年某月十六日酉时,生万历四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戌时,得年六十七。”     

金末诗人刘从益生卒年新证

刘从益字云卿,浑源人。精于经学,工诗,有《蓬门集》,人《金史·文艺传》。 关于刘从益的卒年,其子刘祁《归潜志》卷九云：“正大初,先君由叶令召人翰林。诸公皆集于余家,畴春旱有雨,诸公喜而共赋诗……后月馀,先君以疾不起,赵（秉文）以‘天悭’为诗谶云。”元好问《中州集·刘从益传》亦言其由叶令“人授应奉翰林文字。逾月,以疾卒”。     

投给敌人的匕首 敲醒友人的警钟——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诠释

讲解文言诗,也如讲解文言文一样,必先弄通词义和句法。比如《论语·子路》:“求也,无乃尔是过与?”若不先弄通词义句法,就会把“无乃”解作“恐怕”,把“是”解作无意义的助字,把“过”解作“责备”,错误地讲解成为:“求啊,恐怕要责备你吧?”(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上册)若搞明白词义句法,就知道“无乃”即是《庄子·胠箧》:“不乃为大盗积者邪”句中的“不乃”,作“不就是”讲的;就知道“是”字,即《管子·幼     

关于“奚”、“羌”的阶级地位

一般都认为奚、羌是奴隶。首先把奚解释为奴隶的是罗振玉,他在《贞松老人遗稿后丁戊稿》中释奚为用绳索捆绑罪人或奴隶。其后郭沫若进一步确定奚是奴隶,他说“奚”字字形是“所拘者跪地反剪两手之形,实非从女,然谓当以罪隶为本义,……此字足证奴隶之来源。”(《卜辞通纂考释》)此后,多数史学家采用此说。赵锡元不同意把奚视为奴隶,他认为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奚,全是被杀作人牲的,没有见到用于生产或服役的记载,所以他说:“殷代的奚,还没有下降为     

论周代军事编制中的“卒”

本文试图阐明周代军事编制中“卒”的规模、性质和作用,探求“卒”的起源,并澄清《史记·周本纪》中所谓“大卒”的含义。 一 在春秋以前,“兵”指武器,“卒”指战士,二者迥然有别。但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卒”不单纯是战士的泛称,而是一种军事编制。《孙子·谋攻》:“凡用兵者……全卒为上,破卒次之……”《荀子·议兵》:“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孙膑兵法·威王问》:“毁卒乱行,以顺其志。”都是在军事编制的意义上使用“卒”     

两条“反孔”材料

随便翻翻,发现了两条有关“反孔”的材料,很有点意思。一是宋庄季裕的《鸡肋编》讲的宋时辽、金入侵时对孔老二的不尊行动:“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金寇”反孔老二,是因为孔老二讲过这样的话;“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把“夷狄”得罪了。     

苏秦相六国辨

苏秦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主要代表，史载其治学刻苦，以锥刺骨夜以继日，最终身佩六国相印，可谓功名显赫。“’两千年来，苏秦的事迹流传甚广，家喻户晓。但考之以现存史料，其身佩六国相印一说大有可疑。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作辨，以就正于方家。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早期经历先“求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素习知秦，首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说惠王日：……（王）方诛商碘，疾辩士，弗用。乃东之赵。赵肃侯令其弟成为相，号奉阳君。奉阳君弗说之。去游燕，岁余而后得见。”他说服了燕文公，并得到燕的资助，再次访赵，开…     

刘焯卒于608年

新《辞海》刘焯条:“刘焯(544—610):隋经学家、天文学家。”把刘焯的卒年定为610年,是依据《隋书·刘焯传》:“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大业六年卒,时年六十七。”(见《隋书》卷七十五,1719页,1973年版) 大业是隋文帝年号,大业六年即公元610年。笔者认为这个卒年是错误的。     

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论略

（一）广义地讨论文化，其内涵与外延都难加以严格的界定，其概念的模糊性更使汉语中的“文化”一词有了无所不包的特性。然而若认真研究起来，文化却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令论者扑朔迷离。在古代汉语中，文化一词泛指文治与教化，常与“武力”对举。汉代刘向《说苑》卷15《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这一番话无非是讲先礼后兵，“文化”即“以文化之”。显然，古汉语中的“文化”一词的内涵与现代汉语中的“文化”内涵，不…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     

《汉语大词典》书证辨误一则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第三卷416页:“喝[hē]饮用。元无名氏《冻苏秦》第三折:‘唗,你敢也走将来喝点汤,喝点汤。’”此条书证有误。查元无名氏《冻苏秦衣锦还乡》第三折,其上下文是: